据报道，最近的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填写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比国家实际培养的人数多出50万人，也就是说，全国至少有50万人持有假文凭。不知道最近这次人口普查是否查出持有其他种类假证件的数量，可以断言，不仅毕业证，我国人口中持有的各种证件均有相当比例是假的。

　　对个人或组织及其所属物品真实情况的了解和确认，是社会经济活动开展的前提之一。证件是应当是权威机构为社会经济活动中交易和交往的双方提供的资信证明，它的存在，反映了客观上社会经济生活对诚信和公证业的需要。但是在中国，像其他许多事物一样，证件和办证件也有我们中国特色。办证广告就像把厚重帘幕拉开了一条小缝，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一个内幕。

　　合法办证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沦为相关政府部门的牟利手段

　　提供办假证“服务”的人，当然是以赢利为目的的。然而，许多合法的办证机构，也是以赢利为目的的！

　　在中国，合法办证基本上是由政府部门所垄断和控制的，主要由一些行政管理机关和事业单位办理，因为迄今为止，证件所需要的权威资源主要掌握在政府及其所控制的机构手里。证件的权威资源应该主要由政府掌握，至少应当得到政府的有效控制，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政府机构为公民个人或法人办证，绝不应当以谋取部门或单位利益为目的，因为政府应该是公正客观的，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应该是社会成员相互交往关系的公证者和矛盾纠纷的仲裁者，只有当它不为任何利益所左右的时候，才可能保证它为公众提供的证件是真实的。

　　而现实恰恰是，不少机构正在相当普遍把这种应当以政府的公信为基础的权威资源兑现为经济利益，主管部门和单位为了自己的利益，千方百计增加证件收费的种类和范围，干什么都要个证件，尽管许多证件并不是经济社会活动所必需的。证件作为政府管制社会生活的手段之一，使中国成了一个证件社会，人们无往而不需要证件，管理者用证件管理和约束着人们，造成了全社会交易成本的提高。再加上部门之间对利益的争夺，造成了办证环节的烦琐复杂，大量地耗费着办证者的时间，折磨着他们的耐心，让干事业的人们在进入事业的前沿阵地之前便已经疲惫不堪，在干事业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和某些政府官员进行周旋，并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和他们斗智斗勇。

　　另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还处心积虑地增加办证收费的次数。有的证件本来应该是一次性办完了的，非要增加所谓“年检”的手续，从而增加收费的次数。比如会计证，本来当事人取得证件并上岗之后，按照有关规定检查其工作业务，如果确实不具备会计工作所需要的能力水平，那么，吊销其证件就应该可以了，可是有关部门不管其具体情况怎样，一律要对他们进行“继续教育”并年检其证件，目的主要正是在于收费。

　　最可怕的是，为了争夺证件经济利益，一些官方机构及其所控制的机构，竟然也参与假证件的制造。比如，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只要你给钱，它马上就发给你你所需要的证件。2003年1月3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说，按照国家规定，搞食品加工应该先办好卫生许可证，才能办工商营业执照，但在湖北省荆州市工商局沙市分局北区工商所却不是这样，只要交了钱就可以拿到营业执照。在中国的一些大学，它们独创性地制造了“假的真文凭”，就是说，只要你给他们钱，他们可以不管你是否学习了什么就发给你真的文凭！

　　这样，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使办证是成了一个利润极为丰厚的行业。比如，仅暂住证费一项深圳市一年即可收取10亿人民币。一个农民进城打工，必须携带至少5种证件，每一个证件都是花钱办来的。面向法人的办证费用就更高了。在北京注册一个企业，在1998年需要约2万元，虽然几经改革，但到2002年仍然需要大约6000元左右。这样的例子太多，不必一一列举了。

　　假证市场的主要成因

　　许多人因为垂涎办证业的利润而试图跻身办证行业，因为官方不允许或者缺乏权威资源，便“开发”了假证市场或者叫做证件黑市。

　　总的说来，证件黑市的形成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办假证适应了一部分社会成员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的心理。本来许多合法证件的取得是需要当事人付出长时间的艰苦努力的，如高等学校毕业证、律师证、会计师证、产品合格证、获奖证等等，所以这样的证件常常与好的商业机会、就业机会和较高的收入相联系的，可是一些人利用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的腐败、管理方式的疏漏和管理水平的低下，采取投机取巧、瞒天过海的方法，以假证件换取了各种各样的机会和实惠。这一现象表明，在中国公民中间有不少人缺乏应有的诚信和公德，不懂得尊重获取真实证件所需要的诚实劳动，不懂得尊重和维护获取真实证件的秩序及其价值的意义。

　　二是钻了政府社会管理能力不高的空子。另一方面，这一现象也是政府管理方式和水平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证明。要是政府有能力让假证件无法起到与真证件同样的作用，让办假证者付出极高的成本和代价，证件黑市当然也就消失了。

　　办证产生的巨大利益，在造就了办证产业的同时，同时也造成了办证市场的畸形，证件黑市很大程度上正是政府垄断造成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办假证也是对政府证件管理垄断方式的反动，是政府办证的过高成本迫使人们寻找降低成本的一种途径；办假证者的出现，是民间人士发起的打破政府垄断发证工作的尝试，是对政府垄断的证件经济利益的争夺，因而很可能对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和管理手段的创新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办假证的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难度和独特的推进方式。

　　证件黑市的存在还有一些深层次的根源。我们的社会，特别是许多政府机关，在用人的观念上还有一些误区。比如，一个人要参加政府组织的司法考试，不管你水平怎样，没有大学毕业证书，就得取消你的考试和录用资格，这不是宁信度的买履者之所为吗？既然证件比实际水平更重要，那么，我们只好千方百计“挣证”，挣不到就到弄个假的来，这就使中国变成了一个众多社会成员过度重视证件的形式主义的社会。实际上，对一个单位、一个企业来说，一个人只要能把事情办好、只要能够创造效益，跟他是不是大学毕业、是不是北京大学毕业或是不是“海归”有什么关系呢？

　　还有，我们许多人都在内心里有一种道德相对主义：只要对自己或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小圈子有利，有些错误是可以犯的，或者说，犯某些错误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比如说，既然你社会不能给我提供读大学的机会，你又只给上过大学的人以干某种工作的机会，那么，我只好弄一个假的来对付你了。而且，在一些看来，既然政府官员那么腐败，他们占有了各种各样的机会，我弄个假证骗他，是他活该，我理直气壮！殊不知，大家这样想，这个社会就会被虚假淹没了。

　　再者，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重名轻实的倾向。我们一直强调这样的观念：名不正则言不顺，不管实际怎么样，我们得首先把名搞下来，许多情况下，名比实更重要，名实不符也不是不可原谅的错误。实不是万能的，没有名是万万不能的。到了今天，证件就是名，证件与被证明的对象是不是一回事并不是最重要的，拥有证件才是第一位重要的。于是，我们大家只好为了证“名”而奋斗，而不一定要为证“实”操心。

　　治理假证市场得有一些硬招

　　证件应该是诚信的外显形式，是诚信的“硬件”。中国是一个如此重视证件的社会，有了那么多证件，我们本来应该拥有一个诚实的社会，而问题恰恰是，证件是用来证明什么的，但现在却被用来骗人的！最应该是真实的东西，恰恰是假的，因而对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和腐蚀作用也是特别严重的、“不可替代”的。特别是政府及官办的机构参与做假证，不仅动摇了人们对许多官方证件发放机关权威性的认同，严重损耗了办证机构的公信度，人们常常只是无可奈何才不得不走进那些机构去办证，而且对整个社会信用的破坏更具有毁灭性，加剧了中国经济生活中的诚信缺失。因而，加强对“证件市场”的整顿和规范，对于建设一个诚信社会，应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解决官方办证成本太高和民间假证件破坏交易交往规则的问题，笔者以为，第一，应当允许并支持民间组织和人士分享和创造公证的权威资源，大力发展非官方的公证机构，打破政府证件管理的垄断局面，形成公证业的公平竞争，从而降低公证本身的交易成本。政府管理机关应当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来确定证件管理范围，不需要运用证件管理手段的就尽可能不用，可以由民间机构办的就由民间办。这一点应当是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改革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政府部门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落实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具体措施。

　　第二，政府为社会组织和个人办证应当是快速的，应当是免费的。政府应该以财政收入来承担为公民个人及法人办证所需要的成本。虽然政府名义上“为人民服务”的，但只要在服务时收费，它就有可能把为人民服务演变成为人民币服务，形成它自己的部门利益，所以有必要彻底断绝其收费的机会。

　　第三，对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假证件的，对党政官员持有假证件的，应该给予特别严厉的处罚和打击，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办假证的成本，以警效尤，从而树立党政部门应有的诚信形象。

　　第四，国家应当制定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证件管理法》来规范证件市场。

　　最后，整顿和规范证件市场当然又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指望立即取得多大成效，但至少有一件事是可以立即取得“阶段性”效果的：我希望中央政府立即通令全国大中小城市：作为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的一项工作，立即全部清除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办证广告。允许它们存在，太丢中国人的脸了！

　　建设诚信社会，请从整治“办证市场”始。

　　（作者 蔡永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