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杰人

　　这是一个普通的星期四，但因为有了李真，这一天变得有些特殊。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13日上午在河北被执行死刑。”今天上午10点40分，当这则只有33个字的短消息通过网络从新华社传到我眼前的计算机屏幕上时，我的第一感觉是说不清。

　　为李真年纪轻轻就走上不归路而惋惜？为这个世界又少了一只蛀虫而高兴？为中国官员的“前腐后继”而忧虑？为反腐败工作的漫漫长路而遐思？好象都是，又好象都不是。

　　我一边敲着键盘一边在想：也许，李真的尸体此刻还带有余温；也许，李真的家属正在万般伤心；也许，和李真一样腐败但仍在位的贪官看到这个消息后会稍微有所震动；也许，明天又会出现另外一些王真、张真或者刘真……

　　这些都是想象，但我又相信这些都实实在在地存在于这个国度的某一隅。

　　在李真的身后，不仅留下了长达万言的“反腐建议”，更给每个人留下了无尽的思索。李真以其特殊的身份和特殊的犯罪历程，注定成了中国反腐败工作乃至中国历史的耻辱标本。

　　在我个人看来，至今为止，新中国历史上反腐败工作可圈可点的反面典型人物其实并不算太多。从刘青山、张子善，到胡长清、成克杰，再到李真，这一个个因腐败而倒在断头台上的死囚一路跌跌撞撞地走来，他们以污浊的行为将自己钉在耻辱柱上的同时，也使新中国反腐败的历史揭开凝重的一页页。

　　细细比较起来，上述人物其实都有各自的鲜明特色。李真从一介秘书迅速步入一方大员的过程，也是其骄横跋扈、忘乎所以，并最终走上断头台的过程。这种官位与腐败齐飞，狂妄共无知一色的特征，决定了李真在中国反腐败历史上的特殊标本意义。

　　李真的标本价值首先在于，它揭示秘书腐败已经成为中国官僚腐败领域的一个重要特色。在过去，人们关注腐败问题的目光集中于有权的领导干部。在很多人看来，秘书只是领导的一个附随，不会有太多的权力，也难有腐败的机会。但李真以其黑马式的上升和灭亡警示我们，秘书不仅有权，并且还容易在无知和狂妄中滥用权力。

　　李真的标本价值还在于，它表明秘书现象说到底还是领导现象。在对待秘书的管理上，有关部门监管失控。在现实中，秘书这个本来是纯事务性的职位，已经演变为领导干部的后备岗位甚至“代理领导”岗位。这种职位的变异，让不少秘书可以为非作歹一方而无人敢惹。

　　李真的标本价值还在于，它提醒人们，秘书的经济腐败，实质上就是领导干部的吏治腐败。正是因为主子的纵容甚至支持，秘书才敢为所欲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吏治的腐败，才是最大和最根本的腐败。事实上，古代宦官当权的史实已经证明过这点。

　　李真的标本价值更在于，它让全社会看到了一出活生生的荒诞的升官图。李真的迅速发迹和迅速灭亡说明，这个社会在用人制度上还存在很大的缺陷。对于一个人的使用和提拔，仍然是领导干部一个人说了算。这种依靠个别领导干部迅速攀升的事实提醒我们，如果不能将中央有关干部任用制度的规定真正落到实处，类似李真的人物还会出现。而要防止这种悲剧的再次发生，只有改革和改善现有干部管理体制，防止偏听偏信个别领导干部的片面意见。

　　腐败总是和权力伴生，“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为有这样的规律存在，我不可能指望腐败现象从这个社会彻底消除。但我仍然呼吁，只有通过对权力的监督，减少绝对权力存在的量，腐败才能减少。而就李真案件看来，当前的用人权力，不仅是受到监督最少的权力，也是目前最容易导致腐败的绝对权力。

　　让我们向腐败诅咒，让我们为吏治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