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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奖关注弱势生存 化学奖提升生命进程 医学奖破译细胞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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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案例
10月7日至11日，本年度诺贝尔奖陆续公布。美国前总统卡特赢得2002年度和平奖；本年度文学奖授予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经济学奖授予了卡尼曼拥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和美国的史密斯；美国科学家芬恩、日本科学家田中耕一、瑞士科学家维特里希赢得了化学奖；物理奖授予了美国科学家戴维斯、日本科学家小柴昌俊和美国科学家贾科尼；生理学或医学奖分别授予了英国科学家布雷内、美国科学家霍维茨和英国科学家苏尔斯顿。
信报观点
关注生命常被忽视
几乎是在热爱战争的布什总统获得对伊拉克动武权的同时，2002年诺贝尔和平奖奖给了美国前总统卡特，“为了表彰他几十年来一直坚持不懈为国际冲突寻找和平解决方案……”
文学奖的获得者凯尔泰斯所关注的是，人在弱势的情况下如何生存，这也再次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野蛮强权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可以说，关注生命，关注人类是本年度诺贝尔奖评选的一个重要参数。
生理学奖或医学奖，奖给了为研究“程序性细胞死亡”提供重要基础的三位科学家，如果人类能够掌握细胞生生死死的规律，那么，像癌症和艾滋病这样的难题，将会不攻自破。
传统的经济学是不承认人的心理感受的，它把人看成一个理性的赚钱工具。经济学奖奖给了把实验学和心理学与经济学联系在一起的两位科学家，说明现代的经济学开始关注人的心理和行为了，经济行为是作用了人，并与人相关的只有关注人的自身，才能有成功的经济政策。
化学奖奖给三位在生物大分子研究领域做出贡献的科学家，他们为破译基因怎样控制合成蛋白质，蛋白质又是怎样发挥生理作用做出了贡献，他们的研究工作提升了人类对生命进程的认识。
现代科学越来越把两头：人体密码与宇宙奥秘当成研究的尖端，我们需要解释眼前的一切，更需要解释肉眼看不到的一切。也许，只有破译了人体密码和宇宙的奥秘，人类才能具备更好的自身条件和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才有了可发展的余地。
而发展又是与和平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和平的环境，科学研究就不能正常进行，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迟国维
旁征博引
诺贝尔奖与急功近利格格不入
诺贝尔奖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直是一个多世纪来的梦想，从1957年李政道和杨振宁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以来，已有6位炎黄子孙登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然而，迄今尚无祖国大陆的科学家在祖国大陆作出的成果获此殊荣。早日走上斯德哥尔摩的领奖台，很久以来就是每一个中国科学家的心愿，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愿。
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在科学技术已成为综合国力关键因素的当今时代，理所当然地要向高峰攀登。特别是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我国的科学能力大幅提升，初步具备了问鼎折桂的基础。仅21世纪第一年，我国科学家就有24篇论文发表在《自然》、《科学》这两本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这是前所未有的。犹如奥运战略，诺贝尔奖情结激励我们增强信心，寻找不足，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促进我国科学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
不过，诺贝尔奖终究不同于奥运会，它是一场高水平的精神生产、智力劳动的竞赛，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百年来，正由于诺贝尔基金会始终坚持原创性、基础性的高标准严要求，才使诺贝尔奖声誉日隆，影响日增。而原创能力不强、基础研究水平不高，恰恰是我们最主要的薄弱环节，也是圆诺贝尔奖之梦的最大障碍。
尽管科学的历史和现状屡屡表明，基础研究（包括应用基础研究）是根本，没有基础研究的支持，科学技术难以持续健康地发展。可是，总有人认为基础研究远水救不了近火，没什么效益，或者片面理解科学研究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导致一段时间里基础研究削弱，急功近利滋长。
为此，我们真要早日荣获诺贝尔奖，就要坚持反对急功近利。因为诺贝尔奖总是自然而然，不期而遇的。没有哪一位获奖者是冲着获奖而进行研究的，也没有哪一位获奖者预先想到必定能获奖的。可以说，诺贝尔奖与急功近利格格不入。我们也不能让“诺贝尔奖情结”蒙上急功近利的阴影。相反，要扎扎实实地创造宽松自由的环境，鼓励勇于创新和坚忍不拔的精神。离急功近利远了，距诺贝尔奖就近了。
沈铭贤（上海社科院研究员）
有理有据
中国科研工作缺少帅才
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布雷内等三人，他们获奖的原因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正确选择线虫作为模式生物，发现器官发育和“程序性细胞死亡”过程中的基因规则。然而，了解布雷内研究过程和我国现行科研体制的专家称，类似布雷内的研究很可能在中国难以获得支持，此次获奖的科学家如果在中国有的可能在早期就被淘汰，这些问题应归咎于中国学术界的浮躁。
布雷内是分子生物学奠基者之一。他在1965年第一次研究线虫，直到1974年才发表第一篇有关论文，其中经历了长达10年左右默默无闻的打基础时间。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线虫研究逐渐受到国际认可，目前一些国家的科学家已经开始利用布雷内三人的成果，研究可以治疗多种疾病的新方法。不久的将来，“程序性细胞死亡”机理研究可能在人类战胜疾病中发挥重大的作用。
中国现在缺少鼓励和培养布雷内这种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人的环境。中国科学院的有关负责人指出：“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已经影响科学界，科学界不再是一块净土。一些不良行为时有发生。揣测上级兴趣、追逐媒体热点成为现在一部分中国科学家的致命弱点。”但科学是严肃的、无情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指出：近十余年来，我国出现过不少得到领导大力支持和新闻媒介广泛宣传的成果，但这些成果在科学界的同行中却不见得有很大影响。造就这些成果的所谓“科学明星”不少已经成为科学史上的笑柄。
在中国，科研投入、人才数量等客观条件比发达国家有相当大的差距。仅美国卫生研究所（ＮＩＨ）2003年的预算就超过270亿美元，而且前几年的预算额一直保持每年15％以上的增长率，这一点中国目前很难做到。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官员苏容辉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不仅在政府投入方面，中国与美国有较大差距。而且美欧的大公司也会进行研发投资，中国公司在这方面还明显不足。中国科研工作缺少帅才。”
新华社记者张小军
观点链接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中国经济学家没必要跟风
传统经济学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不做实验。大多数经济学研究依赖于各种合理的假设。这些假设在决策中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对现实生活做出比较好的解释和预测，但并不能解释所有问题。现在，认知心理学和实验的应用，说明经济学研究越来越讲究多学科知识的交叉。
一个人获诺贝尔奖，是对他到目前为止研究成绩的肯定。每年的获奖者研究领域都有变化，国内的学者没有必要跟风。据新华社
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贡纳·贝格：和平奖评委踢了美国一脚
在目前动用武力威胁的大环境下，卡特始终坚持原则，认为国际冲突必须尽可能地通过基于国际法的调解及国际合作并在尊重人权和重视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得到解决。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美国前总统卡特，这一选择应被解读为对美国现政府的一种批评，并等于是向持同样动武立场的美国所有追随者踢了一脚。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刚：经济学也要研究人类行为
实验心理学和心理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行为，这可以昭示经济学不仅仅是数钱的学问，更是研究人们行为的学问，所以我们不应对此忽视。特别在研究体制改革、经济政策时都不能忘记这些政策和体制是作用于人，并与人相关的。人要对这些政策和体制作出反应，要真正使这些人发生变化，经济体制才能发生变化。而一个体制、一个政策如果引起人的行为朝另一个方向变化，说明这个政策、这个体制是失败的。再好的政策，只有落实到怎么对人的行为产生积极作用，才具有现实意义。《国际金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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