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央视热播的电视连续剧《DA师》中，有一个不无牵强但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情节：韩雪的父亲韩百川，作为当地最著名的大民营企业家，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下属分公司的老总拐走两千万资金，下落不明。韩百川立马中风，瘫倒病床。在我看来，这个故事显然有瞎编的痕迹，但又不完全是瞎编的。想想看，在我们身边那些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大企业倒闭、大企业家或大贪官猝然落马、大走私案与大银行犯罪的真实故事中，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演出着与此一模一样或至少是酷似的情节吗？这在我们已经几乎是见惯不怪的了。

　　从现代管理的角度观察：这是一个患了“异动预警监控机制缺乏症”的经典病例。

　　异动预警监控，顾名思义，异动指的是超出常态分布的异常动态、动向；预警指这种异动达到某种程度时如不制止将可能产生较严重的后果因而发出的预先警报。这种预警一般是在异动达到事先设定的某种临界点时发出，从而提醒监控者采取相应的行动。通俗地讲起来，这个所谓异动预警监控机制，说穿了其实和我们安装在汽车上的防盗警报器差不多：它一叫唤，就是在提醒主人，有人在用不正常的方式动你的车，赶快看看去，是不是有小偷儿。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异动预警监控不论作为一种观念，还是作为一种制度，已经具有了相当完整的技术实现手段。因此，观念、制度与技术手段三位一体地形成了异动预警监控机制，在西方发达国家被广泛而积极地应用到了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特别是在政府财政预算与执行的监控、证券市场监管、金融与银行系统管理以及大公司的财务管理与风险规避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而在我国，法治的不健全，浓厚的人治传统遗产，使得异动预警监控机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经济生活的很多方面不是尽付阙如，就是形同虚设，基本上看不到它发挥作用。从而，导致人们无法在罪恶之初去发现罪恶，在失误伊始去纠正失误。

　　以韩百川为例，如果在他拥有与管理的集团企业中建立了异动预警监控机制的话，如果他和他的管理团队哪怕每天只是例行公事，那么，他的企业可能没有创新的活力，但却决不会发生这么大的危机。因此——

　　在企业经营管理领域，我们看到了巨人大厦的倒塌（史玉柱曾经何其意气风发！）；看到了爱多的覆灭（胡志标多么少年有为！）；看到了飞龙的坠落（姜伟怎样地踌躇满志！）；看到了三株的枯萎（吴炳新何等老辣深沉！）等等等等。这些企业差不多都没有在主要业务的关键环节设置异动预警机制，当然也就谈不上对异常动态的监控；于是，异动聚集的能量越来越大，达到某种临界点后，猝不及防地爆发，导致一个个庞然大物在极短的时间内烟消云散。

　　同样，证券市场上的希奇古怪，银行业的泼天大案，赖昌星们的层出不穷，贪官污吏的前赴后继，财政审计中暴露的无法无天，动不动就七、八十亿的决策失误等等诸如此类，也同样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一次次毫无知觉、目瞪口呆中高频率大面积深层次地不停发生着，同样验证了我们前面所说的话：异动预警监控机制在我们经济生活的很多方面不是尽付阙如，就是形同虚设，使得中国的经济生活酷似一座没有安装警报器，也没有主人监管的金库：偷儿们在这里进进出出上下其手，钵满盆满后扬长而去。然后社会再动用庞大的警力物力去抓捕罪犯……

　　仅据官方公布的数字，目前我国外逃的经济罪犯约四千人，而据经济学家樊纲判断：仅2000年一年，我国非法外逃的资金就达480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407亿美元。

　　于是，在我国当代经济生活中，形成了两个特别独特的景观：极其低廉的经济犯罪或失误的个人成本（且不说举不胜举的犯罪或失误之后还能升官的例子，这是另一个领域的话题）和极其高昂的打击经济犯罪或弥补失误的社会成本。

　　这就使人不能不思考这样的问题：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究竟有没有异动预警监控机制？（它对于加大经济犯罪与失误的成本进而预防和遏制之，肯定有显而易见的作用）如果有，为什么不发生作用？（这就只能到社会经济政治体制中去寻找原因）；如果没有，为什么不去建立？在今天的信息技术条件下，这显然比追捕罪犯和弥补失误要简单得多、容易得多，成本也低得多。 [我来说两句]

中国人民银行看起来象是一座坚强的堡垒

　　经济学家仲大军先生在《中国经济是否一枝独秀？》一文及其附注中所描述的情形表明，我国银行系统是缺少异动预警监控机制的一个典型。

　　该文引用《经济日报》刊登的“中国银行业存在多少风险”一文披露：当前中国银行业虚报浮夸、瞒天过海比比皆是，假存款、假帐、假簿、假报表、假利润、账外经营，愈演愈烈。一些金融机构为了小团体的利益和个人利益，逃避金融监管和财务监督，采取账外吸存、账外放贷、账外拆借以及私设金库、在境外注册融资性公司、境外融资境内用款、将利润直接转移到境外等办法，进行账外经营活动。银行业内部制度如同虚设，服务功能弱化，信誉下降，该行业已成为经济案件高发行业，内部作案、内外勾结作案、合作诈骗、盗窃库款等情事接连发生，涉嫌金额动辄几百万、几千万以致几亿元。银行干部利用职权贪污受贿的发案率也居高不下，银行资金和公众储蓄损失惨重。这方面的实例举不胜举。例如，南方某城市有一家银行的一个支行账外经营的存贷款分别高达40多亿元，几乎超过其表内业务的规模；交通银行某分行则采用两本账的办法，在帐外违规开具信用证105笔，开证未付金额中瞒报数额占62.7%；某银行支行办事处的业务员私自从事账外经营6.7亿元，仅向其自办的8家公司就注资2.5亿元；广东某银行账外放贷5.78亿元，最后形成4.4亿元的巨额不良贷款；深圳某银行动用20多亿元巨额资金从事账外经营，最后造成17.4亿元的资金损失。还有不少金融机构把一些业务变成个人和小团体谋取私利的工具，赚钱归自己、亏损归公家，风险则转嫁给银行。

　　银行乱开票据、乱搞贴水揽储的现象也十分普遍。例如，某银行地区支行违规签发银行承兑汇票达14.33亿元，单是行长签发的就有46笔共2亿元；某银行国际业务部自1993年开始，为18家没有进出口自营权、无外贸背景的公司开出融资性信用证516笔，金额达7.39亿美元；某银行违规为当地一家商业股份制试点企业签发银行承兑汇票，迫使银行垫款486笔，金额达17亿元之多；沿海某市15家农村信用社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以高于国家规定的同期利率5.8个百分点的利息率揽储，到1996年底，高息吸储而来的资金在高息放贷中有75%成为不良贷款。

　　多年来，只要翻开报纸，银行职员侵吞几百万上千万的报道决不罕见。罗列出来，大约会极其洋洋大观。其中的颠峰之作，大概要数中国银行广东开平分行五名职员侵吞近五亿美元资产一案了。五亿美元！四十多亿人民币！居然能被五个蟊贼拐走！更可怪的是：这么大的一笔钱丢了，居然没有人发现。使得这五位中的至少三位从从容容地来到加拿大，安居至今。由此，在我国银行系统金库里偷钱的成本多低安全系数多高，可见一斑。我不知道，在世界银行业犯罪与腐败史上，这是不是登峰造极的一笔。

　　这种情况的反复出现与大面积发生，可能有许许多多原因。但在观念、制度，技术层面上，缺少有效的异动预警监控机制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甚至让人怀疑：我国的银行业大约不是缺少而是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机制。否则，上述大面积的犯罪与腐败就无法解释。除非说中国的银行系统的管理者们统统都在素餐尸位睡大觉。

　　因为，事实上，几乎在银行业的所有业务中，异动预警监控机制与技术都能够相当有效地给予覆盖。 [我来说两句]

股民们全是冤大头？

　　在证券市场上，我们看到了很多稀奇古怪：政府与基金联手、上市公司与银行或券商合作、在股市上翻云覆雨。使得本来应该是最纯粹的市场经济形态，变成了大经济学家嘴里连赌场都不如的东西。 政府、基金、券商、银行、上市公司才真正算是强强联合，证券市场几乎就成了它们的提款机，差不多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从小股民兜里楞往外掏钱了。

　　除了逃离，除了捂严口袋，小股民又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如果不是刘姝威，没有人知道蓝田股份还会在银行与股民身上套走多少钱。而据刘姝威讲，她并没有什么内部消息和秘密武器，她根据的都是报纸上公开发表的资料，而且是没有费太大工夫就发现了如此巨大的一个黑洞！

　　在这一事件中，股民肯定是活该倒霉的，谁让你不好好分析这些公开的资料，或者谁让你没有金融知识就到股市上乱闯？而那些有金融知识的所谓股评家们，我们不去说它了。最让人不理解的，莫过于位高权重的监管机构了，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在干什么。

　　在著名的中科创一案中，两名号称“股市头号操纵者”的吕梁和朱焕良大量抛售股票后，携巨款潜逃。吕梁逃亡加拿大，朱焕良下落不明。那么，在他们操纵股市，大量吸纳与抛售股票的过程中，同样没有人知道，我们的监管机构在干什么？

　　这样的或类似的例子实在不算少了。 美国证券市场建立了一套相当完善的异动预警系统：个股交易中的异动，一旦达到某种临界值时就会自动发出警报，以利于监管，从而有效防止了内部人操纵和违法操作；上市公司的资金流向与流量出现异动，达到一个临界值时也会发出警报，提醒监管者注意这些公司的资金非正常流动；大券商与基金公司的交易中如果出现常态分布之外的异常变动，这套系统也会立即发出预警信号，以利于监管者立即予以关注，将庄家操纵市场的违法行为在萌芽状态就置于某种有效的监控之下。这样至少在证券市场交易内部的技术层面上，极大地加强了对于违法违规行为的监控力度，有效规避了对证券市场可能造成的重大冲击与伤害。

　　当然，这套机制的建立，是观念、制度与技术手段三位一体的。

　　谁都知道，中国证券市场的问题出在根子上：政府和体制。可是，除了这些谁都知道又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大题目外，中国股市要想健康发展，恐怕要从异动预警监控机制的建立入手。如果谁告诉我说，这种机制现在早就已经有了的话，那好，就从让这个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开始吧。 [我来说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