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单士兵

　　特大经济罪犯李真在被捕受审期间，致信专案组，建议用“非常之举”进行反腐斗争，实行“宽严并举”，给交待彻底的腐败官员一次机会。（10月29日《南方都市报》）

　　反腐败是一场斗争，我们应该充分吸纳一些有价值的“反腐建言”，使之成为反腐败的有力武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应该搞“身份歧视”，腐败分子的“建议”也同样可以进入我们的“反腐教科书”。因此，我觉得，如何从腐败分子那些似乎是“前人之述备矣”的“建言”中挖掘出更大的“反腐价值”，恐怕远远要比我们去对腐败分子的“建议”进行“鞭尸”有价值的多。

　　不管李真的“反腐建议”是希望为自己获得一个“宽容机会”，还是所谓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由衷之言，我觉得这背后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身份价值”。那就是李真作为“秘书弄权”的“腐败特例”，其言论价值与普通人相比所带有的现实性和警示性。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高速转轨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时代，然而，原有体制的积弊仍然未能荡涤清楚。正是这种僵化的旧的体制上的漏洞，才能让腐败分子拥有腐败的“通行证”。而李真正是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的一个血淋淋的教训。他在“反腐建议”中认为，官场上突出的弊害是吏治腐败和结党营私，两者相辅相成，互为渗透，形成“腐败壁垒”。他的论断就是告诉我们，像他这样的腐败者之所以能绕过监督部门的关口，为自己开辟出一条腐败“通路”，就是我们社会存在着的一个“腐败环境”，这实际上触及的就是那些僵化的旧的体制的漏洞。

　　这种由自身“腐败经历”归纳而出的论断，其价值的真实性和紧迫性显然要高远远超越“专家学者”的“场外观察”。更重要的是，这种来自于腐败分子的“心灵之声”容易让我们更加清楚的明白“腐败”本身的复杂性。这背后不仅有体制问题，还有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心理特征等因素。而这些因素往往又是因人而异的。

　　李真的“反腐建议”实际上也是在裸露一个腐败分子在“出事”前后的心理特征。这对我们反腐败同样有着借鉴意义。我们的许多官员，他们在“修养和德行”方面，与“腐败分子”相比，往往也就是“一念之间”的差别。许多腐败者在“出事”的之前，心理特征较脆弱、微妙。因此，我们如何去关注官员们的精神活动和心理世界，这同样是反腐倡廉的内容之一。

　　过去我们反腐败的力度虽然不断加强，然而腐败份子仍像割春天韭菜那样，割一批，长一批，一茬又一茬。而李真提出“宽严并举”的方法，即根据腐败官员的犯罪性质、悔罪态度、立功表现等，有宽、严不同的处理政策。李真的是要自己的经历在说明，反腐败工作解决的是官场深层次的矛盾关系，是要打破结党营私壁垒，这绝不仅仅是杀几个腐败者的问题，这背后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心理疏导的问题。我想，反腐败不仅要重视是打击，更要重于防卫，这种“宽严并举”的现实意义是无需置疑的。

　　在反腐败这场斗争中，我们重要的着眼点就在于提高腐败的成本和风险性，使腐败分子减少腐败的收益空间。而我们反腐败工作同样要讲求“反腐成本”问题，而把贪官的“忏悔录”当成是干部的“廉政教材”，是有着积极的意义的。所以，我们对李真提供的“反腐建议”非但不能搞“身份歧视”，更应该重视这些建议的“身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