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县委书记的意外死亡，却出现了至少两种“死法”。

　　11月3日，《三湘都市报》刊登了《引资谈判后返程遇翻车长沙县委书记不幸殉职》为题的报道，指出李振萼是在办完公事后返家的途中翻车遇难的。而同在长沙的《潇湘晨报》却出现了迥然不同的说法。该报《高尔夫球场电瓶车失事长沙县委书记意外身亡》报道引用“知情者”的说法称，李振萼是由于在谈判的高尔夫球场内所坐的电瓶车失事，连人带车翻坡殒命的。

　　死者长已矣。只是许多人所没有想到的是，两篇不同的报道却引起了社会的

　　轩然大波。可以肯定，两篇报道中至少有一篇是不准确的———不管造成这种不准确的原因是因为记者的不够尽职，还是新闻源的有意误导，或者是媒体迫于压力的无奈之举。对县委书记死因的讨论，渐渐也演变为公众对媒体公信力的质疑。

　　而这种质疑恰好又发生在11月8日———第四届中国记者节之前，它很自然地让人们联想到山西繁峙矿难事件中记者的两种表现。《中国青年报》记者刘畅因为不顾阻力揭发矿难黑幕而荣获2003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而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另外4家媒体中受贿的11名记者除了被追究相关责任外，还被中国记协公开批评———这在新闻史上还是第一次。

　　矿难调查中记者面临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如果和当地政府、矿主配合，那么将会“盛情款待”；如果继续调查，那么铁定阻力重重甚至可能遭遇性命之忧。记者面临的这种情况真实地揭示了媒体工作者的生存环境，而记者的两种表现也表明了现实中媒体工作者个人的不同价值取向。正是这种现实的生存处境和记者个人的不同价值取向，最终影响了媒体在社会中的公信力。

　　从总体上讲，恐怕不得不承认，媒体时下的公信力是不如几十年前的。个中原因，除了媒体承担的角色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外，职业化程度不高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当然，即使是职业化程度很高，也并不意味着不会有意外事件发生。在新闻业相对成熟的美国，百年老报《纽约时报》就爆出了令人吃惊的记者造假丑闻，并直接导致该报执行总编和主管编辑的辞职。

　　但是就目前的现实来讲，中国新闻业的职业化程度还远远不够。一部《新闻法》，千呼万唤却至今没有露面。法律的缺失使目前的新闻报道中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和无奈。

　　不管如何，真实是新闻的第一要义，也是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的公信力源泉。重塑媒体的公信力，媒体当应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追求客观，而社会也应从法律上保障媒体的这一权利。

　　（作者 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