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徐一龙 宋喜燕 王海涛

　　当非典不期而至时，逐渐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保证了非典患者———打工妹小许、某单位职工马先生、北方交大学生肖飞———的顺利治疗和康复。

　　在他们治愈出院回归社会时，尽管遇到种种责备和好奇，但更多的是友爱和关怀。他们相信：明天，从东方升起的太阳会更美。

　　“我能够理解他们的心情，我知道他们很害怕，我也不希望影响他们。”在这位打工妹小许的心中，现在惟一能做的就是去努力忘掉这一切。

　　小许说：“北京是我的希望之地，非典过去后，我还会回去。”

　　6月8日,23岁的小许回到了山西省平陆县的老家。白天，她将自己封闭在屋里，晚上才出来透透新鲜空气。对于这种单调生活，她并不抱怨———“我不但刚从北京回来，而且还得过非典。”

　　两年前，“在家里几乎赚不到什么钱”的情况下，小许来到北京的一家理发店做小工。虽然每月只有五六百元钱，但北京一直是她的希望之地———学习理发技术，攒点钱，然后回老家开家理发店。

　　4月17日晚上,她突然开始发烧。在大栅栏医院观察两天后，她被转往一家医院，在那里她被确诊为非典，随后被送到小汤山医院。

　　在度过最初的极度恐慌后，小许在医院里逐渐平静下来：在身体上,她只表现为发烧等较轻症状；在经济上,因为她属于外来低收入者，在那家医院和小汤山医院的治疗都全部免费。

　　小许患上非典的事，打破了小街正常的生活秩序。理发店因此歇业两个月，理发店左邻右舍都被要求暂时不要上班。

　　6月6日下午,她重新返回前门粮食店街的理发店希望要回自己200多元的工资。“200元钱对我来说不是个小数目,否则我根本没有勇气去要。”

　　老板娘的说法很明确，没钱！隔离结束后，小发廊就一直歇业，6月初才重新开业，现在每天也只有寥寥几个客人。

　　“你说，我说过你吗？”老板娘冲着倚在门边的小许说。

　　“我也不想（得非典），我在医院里想得最多的就是千万别传染给你们。”小许噙着泪说。正说着，几个街坊突然瞅见了小许。

　　“哟！她不就是得非典的姑娘吗？”一位大妈远远地指着小许大声嚷嚷道，人们立即围了过去。“她怎么还回来啊！”小许的再度出现，街坊们有些不满。

　　小许的脸色顿时惨白，她一句话也不敢说，踉踉跄跄地跑出小店躲在一辆红色面包车后面。在那里，她暂时看不到越聚越多的邻居们。

　　“我不要钱了！不要钱了！”在车后，泪流满面的小许这样哭喊着。

　　在邻居们的要求下，老板娘借了200元钱递给小许。

　　在平陆老家的日子平淡又安静，小许开始怀念北京。“等非典过去后，我会回去的！”昨日，小许在电话里说，“我能够理解他们的心情，我知道他们很害怕，我也不希望影响他们。”虽然那一刻非常委屈，但在这位山西女孩的心中，惟一能做的就是去努力忘掉这一切。

　　对小许来说，北京仍然是希望之地。

　　居委会已经事先做了工作，马先生出院回家时，邻居并没有什么特殊反应。

　　还在住院时，马先生给病逝的妻子写过一封信，他说：明天，从东方升起的太阳会更美。

　　“病情好转后，我想赶快出院，又怕出院，因为我几乎没勇气去面对现实。”46岁的某单位职工马先生昨日这样对记者说。

　　马先生不敢面对的是空荡荡的家。

　　4月11日，马先生的妻子开始发烧，之后被确诊为非典。4月下旬，马先生和儿子也相继入院。在辗转几家医院后，马先生的妻子不幸去世。

　　5月13日，马先生出院回到顺义区建新北区的家，21岁的儿子还在住院。回去之前，小区居委会已经挨家挨户做了工作，居民们没有什么特殊的反应。但马先生始终觉得很别扭，“得过非典，我很自卑。”

　　马先生刚回家的时候，面对的是妻子去世的噩耗和近一个月没有人居住的房间，他想收拾一下房间等儿子出院回来。但当他清理垃圾的时候，小区的居民不乐意了，都去找居委会。

　　“我一下觉得很伤心。”在那次“垃圾事件”后，马先生基本在家闭门不出。

　　5月下旬，儿子出院了。每到傍晚，父子俩总要出去遛弯，遛弯就难免遇到熟人。

　　有人常在背后指指点点，还有熟人一看见马先生，就远远地拐弯避开了。这些，都让马先生觉得心里堵得慌。

　　他不敢到以前常去的地方买东西，他很想吃豆腐，却不敢去买。“我怕彼此都尴尬”。“头发长了，有两个多月没理了，我也不敢出去。”

　　“我们又不是非典病毒的制造者。既然医院允许我们出院，就说明我们已不会影响他人了。”马先生说，“我最需要的是理解，是精神上的支持。”

　　出院后的日子，也有很多让马先生感动的事。刚出院的时候，二楼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敲开他的房门，送来一袋水果。老太太看着他说：“我不跟你说什么了，看着你我心里就难过……”老太太指的是马先生妻子的去世。马先生说：“我当时看着老太太，感动得都说不出话。”

　　让马先生最感欣慰的是，正在读大二的儿子出院后，毫无障碍地融合到生活之中，“同学们每天和他一起踢球，玩得特高兴，那些孩子的家长也从来不说什么。”

　　马先生说，刚出院那些天心情确实不好，但生活还要继续下去，他还要好好上班，儿子还要好好读书。

　　还在住院的时候，马先生给病逝的妻子写过一封信，大意是说，他跟孩子会好好过下去，信的结尾，他说：明天，从东方升起的太阳会更美。

　　两万元的医疗费用已由学校完全承担。北方交大学生肖飞仍向父母隐瞒得过非典的事，他说，患病的压力自己完全可以承受。

　　惟一让肖飞牵挂的是天津那位接受他血清的非典患者，“护士姐姐出院时，我会让在天津的同学替我送上一束鲜花……”

　　昨天，北方交通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开始返校了。该校非典康复者肖飞也因此忙了起来：学校给他安排了一个工作———在学校思源西楼值班，检测每一位出入学生的体温。

　　肖飞是北方交大人文学院二年级的学生。5月22日康复出院，隔离近半个月后，在6月5日回到了他的宿舍。

　　昨天下午，肖飞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宿舍里依然只有他一个人。学校正常的学习生活秩序正在逐步恢复，同学们都还没有返校。

　　新的学习生活还没有开始，受到学校“非常礼遇”的肖飞现在想着两件事：对父母继续隐瞒自己的情况；牵挂着天津武警医院一位感染非典的护士。

　　“远在湖北的父母到现在还不知道我得过非典……”肖飞回忆说，他是在4月20日被送到309医院的。后来他才知道，媒体在当天公开了北京的疫情，远在湖北的家人，也因此知道了北京“很危险”。

　　当父母打电话到北方交大了解肖飞的情况时，肖飞已经住进了医院，校方及时将其家人的担心转告肖飞。肖飞向家人撒了谎，打电话告诉家人自己一切正常。

　　“到现在我也没有打算把这一切告诉家人。”肖飞说，向父母撒谎，是因为自己已经不是小孩了，患病的压力自己完全能够承担。“其实，即使告诉家人，又能怎样呢？除了让他们担心外，没有一点用处。况且，当时北京闹非典，他们不能来，即使来了，也不能见到我。当然，当时不告诉家人最重要的原因，是相信自己肯定能够恢复健康。”

　　在继续向家人撒谎的同时，出院后的肖飞一直牵挂着一位天津护士。肖飞与天津武警医院的护士周淑娟互不相识，但在5月21日凌晨，肖飞病愈后带有非典病毒抗体的血清已经输入了周淑娟的体内。

　　说起与周淑娟的“血缘”，肖飞清楚地记得那是5月20日夜晚的11点，一辆救护车就在病房外面等着。从他身上抽出的150毫升血浆立即被送到天津，输入了周淑娟的体内。

　　“我几乎每隔两天往天津打一次电话，希望那位护士姐姐早日康复。但那边的医生总是告诉我，情况好转了，情况好转了，却总没有明确的消息。”

　　肖飞后来听主治医生说，周淑娟病情仍然严重，仍然需要输血。尽管肖飞坚持再次献血，但被医生拒绝了。医生解释说，如果实在找不到其他合适的献血者，才能再次考虑他，因为非典病人痊愈后的身体太弱，不能连续献血。

　　“我已经与天津武警医院说好了，护士姐姐出院的时候，让我在天津的同学替我送上一束鲜花……”肖飞为自己能有机会“救人一命”而感到非常自豪。

　　出院之前肖飞也担心会受到歧视和“另眼相看”，“但事实上我多虑了，学校照顾非常周到，2万元的医疗费用已经由学校完全承担。”除了对于家人的“谎言”和对周淑娟病情的牵挂外，肖飞只希望赶快恢复正常的学习生活。

　　本报记者 胡雪柏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