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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谷 郝利琼 “估计中国平均年自杀率为23/10万，每年自杀死亡人数为28.7万。在中国，自杀死亡占全部死亡人数的3.6%，并且是第5位最重要的死亡原因。在15～34岁人群中，自杀是第一位死因，占相应人群死亡总数的19%。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年轻女性的自杀率高。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组以及不同年份同样存在这一差异。” 12月3日，北京回龙观医院正式将他们对中国自杀问题的研究成果公之于媒体。 中国平均年自杀率:23/10万。这是中国自杀状况最新、同时也是引起广泛重视的数字。此前被主要引用的两个数据分别为:《全球疾病负担》估计中国1990年自杀率为30/10万;世界卫生组织（WHO）在《世界卫生报告》中报告的1998年中国自杀率为33/10万。 这份由费立鹏、李献云与张艳萍共同完成的《中国的自杀率:1995～1999年》论文，在今年稍早一些时间，3月9日发表于英国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稍后，由费立鹏、杨功焕等完成的《中国自杀的危险因素:一项全国性病例对照的心理解剖研究》，再次于11月30日发表于《柳叶刀》。中华精神科学会秘书长邹义壮告诉记者，就其印象所及，“在这一级别的刊物上发表中国自杀研究的论文，没有先例”。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前心理学系主任彭迈克（Michael Bond）书面回答记者的问题时写道:“（他们的研究）具有世界级水平”，“这种研究方法将会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相关研究产生影响。” 最简单地看，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刘协和说:“（他们的研究）使我们对中国的自杀状况有了相对清晰的认识脉络。” 全球范围内对自杀的模式，一般情形多集中于精神病学对个人心理因素的研究，其间缘由，中华精神科学会主任委员张明园解释说:“道理很简单，此前国际上的研究表明:自杀者95%以上都有精神疾病。”而费立鹏与他的同伴们的研究表明:中国的自杀者在自杀当时有精神障碍的仅为63%。张明园说:“这意味着，在中国，自杀应看作是公共卫生问题，而不仅是一个精神卫生问题。” 在中国有18年工作经历的加拿大人费立鹏，在更早一些时候即发现，“在中国，大多数精神卫生专业人员所持的支持性意见是，自杀并不主要是精神卫生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这显然与国际学界的主流观念不同，当然费也推测:“部分原因可能是在亚洲对‘精神病’的民间概念依然大部分限于思想与行为严重错乱的人（即心理紊乱），并不包括那些处于抑郁状态、焦虑不安，以及酗酒与服用毒品的人。”中国的自杀问题，究竟是精神病学框架内的个人心理因素，还是“精神病”民间概念过于严苛而局限情形下的“社会原因”？没有研究给出明确而令人信服的答案。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杨功焕向记者解释说，“费立鹏第一个在中国将临床精神病学和公共卫生学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使我们对中国自杀的研究有了科学的方法”。自称“走访并研究过很多国家的自杀研究方法”的国际预防自杀协会第一副主任委员Lakshmi Vijayakumar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费立鹏的）研究方法是有创造性的”。利用费立鹏的研究方法，目前所获得的研究成果，“不仅相对清晰地认识了中国的自杀状况，同时也向国际上传统的主流理论提出了挑战”。 因此结果，彭迈克评论说:“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将会引致实际的干预策略，它不仅为当地也为整个国家提供了好的干预办法。他们的研究还因此引起公众对自杀问题的注目，使政府的动员和组织工作更为容易。” 12月3日，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成立。“事实上，这就是费立鹏与他的同伴们自杀研究促成的一个结果”，杨功焕说。中华精神科学会秘书长邹义壮的观点是:“我们正处于转折点上。从研究开始向干预转变。” 在干预中心成立大会上，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副所长顾宝根坦陈他们注意到了费立鹏们研究的结论，“中国62%的自杀者服用农药或鼠药自杀，而其中75%服用的毒药来源为家中存放的”。自杀工具的易获取性与自杀率的正相关性，已被世界各国自杀研究广泛证实，下一步中国的农药控制将成为重要的政策选择内容。干预行动，已经开始。 美国QPR（询问说服转化）预防自杀机构在他们的宣言中秉持这样的信念，“一旦我们有所了解，我们就会关注与处理;而我们一旦开始关注与处理，我们就能够改变（吉米.卡特语）”。 “媒体更注意那些‘大数’，比如每年的平均自杀人数，还有，有多少自杀未遂的，这些可能都不是最重要的。”费立鹏说，“百分比有时并无价值，一个自杀者，对于他的家人还有亲戚朋友，可能就会是全部，就是百分之百。最重要的是关注他们，挽救他们！” 从自己的研究中，费立鹏得出的更重要的结论超越了科学: “自杀，一个都太多（ONE IS TOO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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