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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吕达明
在所有关于世博会的消息中，也许最令人震惊的是2000年汉诺威博览会主办者给上海的建议:“不要过高估计观众的热情。”这至少应该算是一个忠言，因为来源于汉诺威自己的惨痛经历是:预测参观人数从4000万直落到2500万，而最后的实际人数则只有1800万。当然，中国也有自己的情况，昆明园艺世博会就是明摆着的例子。作为专业类世界博览会，900万游客人数创造了所有同类型展会的新纪录，这还不说由此带动的其他相关效应。
事实上，发达国家举办的世博会人数在1970年大阪的6420万人的顶点之后确实在逐年下降。甚至那些举办过世博会的城市也在哀悼它的衰落，比如西雅图。今年是西雅图博览会举办40周年。《西雅图邮报》为此专门刊发纪念文章，标题就叫《世博会:一个垂死的物种》。文中专栏作家比尔·维真(Bill Virgin)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博览会，一部分是游乐园，一部分是旅游吸引点，一部分是形象改造和公关，一部分是工业成果展示，还有一部分是社会事件。可如今，它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不能有效地完成任务。”因为所有这些功能都已经有了更专门更好的东西:比如主题公园和大型游乐场，互联网和电视，广告和直销。
维真的解释有点简单。因为世博会的真正基础一直建立在“时代的希望与欲望”之上，它代表着观众的热情，能折射出一个国家的历史动态。以美国为例，1893年在芝加哥举行的博览会被看成是一个标志:从此之后，一个文化疆域封闭的美国出现了。在那届博览会上，整个展区被分成文明/进步和野蛮/落后，非洲被称为“最黑暗的非洲”，而亚洲则被称为“神秘的亚洲”。类似，1904年——也就是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战争结束后两年——在圣路易斯举行的交易博览会，则充分体现出美国公众对海外殖民的态度。被美国国旗装饰着的菲律宾展区成为这届展会最大的热点，它的“主题”是:“被美国方法改造成文明工人的野蛮人。”
作为工业时代的产物，世博会原来的基本主题一直落在通过技术进步展望人类未来上。对于那个时代的观众来说，新技术所代表的首先不是一个国家的工业能力，而是“人类”的新鲜未来。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上海为国际展览局带来了新的希望。一方面，上海在现时正在越来越构成一个全世界市场的中心，身在这个市场中的中国观众至少仍然保持着巨大的热情，这种巨大的消费热情放大着关于市场的意义。
上海不是没有自己的问题。尽管经过“权威”部门的测算，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人数将达到创纪录的7000万，直接收入将超过90亿人民币。但还有预测高达250亿人民币的直接投入。如果简单将90亿和250亿这两个数字类比，意味着上海世博会的亏损额将超过2000年汉诺威世博会的整个投资(18亿美元)，比后者的亏损数(9.9亿美元)的两倍还多，接近1998年里斯本世博会亏损数(5.5亿美元)的4倍。按这种算法:上海能从世博会上直接收回的钱将不会达到它所花去的4成，如果再把政府慷慨拿出的1亿旨在赞助贫困国家参展的美元基金考虑在内，显然申办者对2010年世博会经济收益的重视远逊于它可能的社会效益。
不过，经济账还有另一种算法。按照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展览部副部长孙钢在接受《经济半小时》采访时的说法，如果考虑会展业对相关产业高达1∶6的拉动效应，上海从世博会获得的收入将超过1000亿人民币。另外，250亿元的直接投资还会带动5至10倍的扩大投资。同时为上海增加无数的工作岗位。再加上整个活动引发的城市宣传效应对未来投资的影响，世博会对上海应该说是一个重要的机会。
对于上海来说，同样重要的还有大规模投资带来的城市景观的变化。不过，这应该局限在世博园本身。因为跟1992年西班牙塞维利亚博览会的情况不一样，尽管以世博会为契机确实会加速上海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但这些项目都是本来就要做的。而西班牙当时为了举办世博会，专门修了一条连接马德里与塞维利亚的高速铁路:这条铁路把马德里和塞维利亚的距离从此缩短到3个小时。
世博园的设计确实富有新意。以往，世博会的标志性建筑通常是非实用性的，比如艾菲尔铁塔、西雅图的太空针或者布鲁塞尔的原子球。但这次的“花桥”却将直接融入城市交通系统的一部分，成为横跨黄浦江的第一座步行桥。另外，上海世博园决定成为“永不落幕”的世博会，展馆将永久保留，这虽然也许会部分丧失原来世博会作为建筑实验场的功能，但展馆设计应该更加贴合世博园的整体面貌。
到此为止还剩下一个问题:400公顷的世博园会给上海的城市空间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跟一个城市的“纹理”问题有关。城市的纹理可以看成是不同区域(或者某一区域中不同元素)之间界限的分明程度。而在一定时间规划下进行的现代化往往会带来城市纹理变粗的后果:一方面降低整个城市的可及性，导致花费在交通上的平均时间增加;另一方面可能会增加城市内部的社会冲突可能性。随着上海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城市内部的阶层分化肯定会不断增加，而如果到那时再考虑这一问题，也许已经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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