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就像鸡与鸡蛋的道理一样，腐败与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保存着一种互为依托的关系。这一点对于更多靠财力打下江山的元首们来说，似乎更加深谙此道，这样，在某种意义上，腐败也就成了一种必需……

　　本刊记者 魏力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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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一味谴责贪污元首的罪不可赦时，似乎忘了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元首所以成为元首的背景。不能否认的是，他们都曾作为一国的功臣，在某种程度上为国家做出过相当多的贡献，这种贡献甚至表现在“反腐败”方面。前中非帝国皇帝博卡萨即是证明，他曾是相当受百姓拥护的君主，尤其是农民。原因就是其在上台之初，顺应民意，从当时人们最痛恨的贪污现象抓起。当时“黑非洲社会发展运动”是惟一的执政党，党员干部肆无忌惮，营私舞弊，在民众中影响恶劣。由于缺乏监督机制，国人基本上对这些蛀虫敢怒不敢言。博卡萨的清除贪污分子工作显得非常利落，至少给人一种新的希望。不仅如此，这位皇帝还积极地抓农业生产，发展经济，引进现代化技术，这样，在其执政的前几年，农民的钱多了，日子好过了，博卡萨的威望也巩固了。然而，这种状况只维持到中非情况的好转。

　　由反腐斗士到自身堕落，这显然颇具讽刺意味。我们有必要去探讨一个话题——贪污元首巨款的消费途径。诚然，我们的确不能排除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夫妇的挥霍无度，据说这位貌若天仙的第一夫人，无论在财宝还是鞋子上都是外人难以想象的。然而，一个共同倾向是，更多的首脑是将他们通过政权捞回的钱又贴补回了自己的政治生涯里。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是很明显的一例：他相当善于巧妙“利用情和利”来笼络人心。他从不忘记给为他服务的人员付小费，他对秘书的口头禅竟是“喂，钱包！”田中的衣袋里经常装着叠成方块的钞票，准备随时分发。对他来说，金钱是和缓人与人之间的“润滑剂”，润滑剂语言以外的用以表示感谢和礼貌的手段，是使彼此都感到满足的“小道具”。总之，金钱在任何场合都和“语言”一样至关重要。

　　这一点上，田中的进项与出项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形成了一个体系的循环，而这个体系围绕的中心就是其自身的政治前途。也就是说，田中在用自己贪污的钱维持现时的地位与利益，而现实的地位与利益又继续为其聚敛着黑金。如果田中不离开这个位置，他就必须像陀螺一样在这个体系上运转。

　　韩国屡禁不止的高官贪污案也是如此。韩国相当形象的“胡萝卜”政策就说明了这一点。“胡萝卜”代表着金钱，站在总统的立场上，“统治行为”政党化，为操纵政党，就需要天文数字规模的资金，尤其是选举时，更需要花费大量金钱。因此，朴正熙、全斗焕以及卢泰愚三代总统一脉相承。他们以统制经济和行政规定为手段，向大企业伸手要钱。他只要改变某项政策，就可使有关企业赚进几千亿元或损失几千亿元。大企业也摸透了他们的脾气，乐意向青瓦台献出资金。

　　很容易发现，一种“政官财复合体”的畸形结构，匹配着每一个发生过元首贪污的国家。它像一个不断繁衍的温床，不断地营造着腐败的基因。在这里，“黑金”成了可以统配全局的敲门砖，“黑金”的交易将本属于不同的领域顺理成章地连接起来。而这说到底同样是一国的制度问题。一位日本学者总结说，“田中角荣的问题，绝非他个人的问题，而是日本政治本质的问题。”而韩国政党繁多、变换反复的历史背景，也令上台者不得不为了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而将自己拴在这个黑金链条上。在认识到这些后，韩国其时已在不断完善着“政治资金法”，“政党法”以及“综合选举法”，以便从根本上保障选举不花钱和清廉政治。但这一点显然很难真正做到，因为至少就 “选举不花钱”这一项来说，对于现今许多国家制度的经济运作来说，根本不可能做到。一个根本性问题是，金钱在不止韩国甚至很多国家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它不仅维持着政党的正常运转，更是历次竞选获胜的最基本保障。可以说，没有金钱就很难生存。而这种金钱通过正当的渠道是很有限的，所以向企业和财团募集似乎成了一种不成文的必需。而相反的，财界和企业界也很难做到不将之作为诱饵，以达到某种条件的交换。这种根子上的痼疾恐怕是很难得以解决的。比较来说，建立一种更完善、更快捷的监督机制似乎应该更容易一些，这个监督应该包括上层的受贿监督，也包括对更多个体或公司、集团的行贿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