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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跨越三座南京长江大桥(组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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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SOHU.COM 2003年09月29日19:43 扬子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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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9月30日，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建成通车，图为当时宏大的庆祝场面。任发德 摄长江二桥南汊大桥雄姿。长江三桥设计图景。 今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南京长江大桥通车35周年。1968年9月30日，铁路桥先行建成。35年过去了，当年大桥建设的情景，仿佛还在人们的眼前。特别有意义的是，一批特殊的大桥建设功臣，还直接参与了后来的南京长江二桥及三桥的建设，他们的人生跨越了南京的三座大桥。为此，国庆前夕，本报记者采访了其中的四位。他们分别是：
李家咸一桥建设设计工程师，二桥建设设计组组长，三桥建设技术顾问。
樊炳麟一桥建设主管工程师，二桥建设指挥部顾问，三桥建设技术顾问。
朱庚田一桥9号墩管柱基础施工技术员，二桥全桥监理，现为三桥监理。
万方一桥建设施工科工程师，现为大桥工程局副总工程师。
建“争气桥”先拿“争气钢”打底
李老说：“当时我们参与建设武汉桥时，领导给我们布置的任务是四个字：‘建成学会’。建武汉桥的时候苏联专家起了相当的作用。和武汉桥比，南京的地质水文条件要复杂得多，当时领导就问我们‘要不要苏联专家来？’我们那时候还都是小伙子，热情高，闯劲也足，都吵吵着说，不要苏联专家，我们自己上。”万老也回忆说：“当时苏联人想得比较简单，想照武汉桥办。我们不同意，要先实验。当时那个实验墩就是我负责的，现在还在那里，桥头堡上就能看到。实验了很多回，又在墩位上搞钻探实验，就发现了问题：从南岸开始，9号、8号墩用旧技术可以，7号就不行了。现在看来，幸亏那时讲了实事求是，否则要误事的。”大家群策群力，最后在当时任设计处副总工程师的曹桢同志牵头下，针对不同的水面位置，设计出了四套不同的桥基方案。其中的“浮式钢沉井”技术，在当时绝对是一大“亮点”。“南京桥的历史背景特殊，是‘争气桥’。”讲到这里，李老饶有兴趣地给记者讲述了一个“争气钢”的故事。“因为南京的江面宽，河床下沙土层覆盖层厚，岩石面低，打基础的工程比较困难，所以要求桥梁跨度大一点，桥墩少几个。这就不能用碳钢了，必须改成合金钢。当时我们技术落后，生产不了。苏联那边给了三分之一的钢材就撂了挑子。这是我们第一次自己建自己的桥，不能就这么完了。这个题目就给了鞍钢。英美用的是镍钢、铬钢，我们就结合本地资源，提出用锰钢。中央特别重视，周总理亲自抓，终于在很短的时间里，把这个难题攻下来了，没有延误大桥工程。当时我们都说，这是‘争气钢’，要建‘争气桥’，先拿‘争气钢’打底。”
为稳住桥墩什么招都用了
谈到大桥建设中遇到的“麻烦”，几位专家印象最深的就是“沉井摇摆”。钢沉井是桥墩施工的重要平台，直接关系到桥墩的定位。可是在1964年9月，5号墩、4号墩、9号墩的锚绳相继被冲断了，上千吨重的沉井有5层楼高，开始大幅度摆动，最大的幅度达60多米，那股劲真是了得。沉井不停止摇摆不仅威胁当时的施工安全，而且可能影响桥墩的定位建设，进而影响整座大桥的完成。用什么方法才能拴住有蛮牛般力量的沉井呢？从武汉紧急调来两条国内最大马力的轮船都顶不住沉井。大桥建设指挥部整整琢磨了一个月，进行了各种试验。最后，技术人员终于用平衡力的方式解决了消能问题，让野马般的钢沉井稳定下来。李老当时在沉井旁的驳船上连住了一个多月，好几次沉井都差点撞上驳船，非常危险。樊老和几百名建设者们也一直坚持守在摇摆不定的桥墩施工现场，没有一个人考虑自己的生命安全。有意思的是，摇摆问题在南京长江二桥建设中也遇到了。“但是，一样的问题，解决的难度和手法可大不一样了。”在二桥施工现场指挥解决问题的朱老记得很清楚，当时是在北塔水下基础施工中，钢围堰已经入水40多米，忽然锚绳断了，围堰摆幅达十几米。在几天的准备工作后，3小时不到就解决了消能问题，止住了钢围堰的摆动。“为什么两次差别这么大？建设二桥我们有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运用了信息化施工，先进的动能仪科学测算了钢围堰摆动的力量和化解的步骤。”从一桥到二桥，见证了我国建桥水平的发展。
人生跨越三座大桥
参加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三位专家都离开了南京，投入到其他地方的建设中了。29年后他们又接到通知，南京要建第二座跨江大桥。虽然都已经退休了，但他们二话没说，都赶到南京。“南京早该再建一座长江大桥了！”参加二桥建设，条件、环境和心情都大不一样了。樊老历数着南京长江二桥的“第一”——南汊主桥为主跨628米的斜拉桥，在同类桥梁中国内第一、世界第三；南北桥墩固定在水下50多米深的岩层下，其钢围堰直径达36米，高度54-65米，是目前我国长江上最大的深水基础工程；在斜拉桥的建设中，首次采用了扁平流线型比口钢箱梁，最大的一块钢箱梁重达260多吨，在中国建桥史上是起吊重量最重的一次；高195.4米的索塔，建设时在内地首次使用了真空压浆技术……南京二桥建设中共实施了14项科技攻关，其中一项领先国际水平，九项达国际先进水平。
李老对比在南京三次建桥的经历，对我国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大为感慨：以前我们建一座大跨度桥梁要集中全国的力量，所有的桥梁专家都来了。现在我们主要靠南京的技术力量就建起了一座世界先进水平的大桥；以前我们要请外国专家来帮忙，现在我们也到国际上去竞标建桥，建桥技术已赶上国际水平。
“永不褪色的红旗”
他们建了这么伟大的一座桥，得到了什么回报呢？“为国家工作，不存在待遇问题。”万老笑了，“那时候我们就觉得是国家的桥，就一定要建好。我当时已经是工程师了，待遇是比较高的，每月工资是105块。奖金是没有的，干得出色了就奖励茶杯、毛巾、草帽什么的，现在这些东西我都还收藏着，有一大堆。”李老和樊老退下来后，还担任了长江二桥和三桥的设计施工顾问，“我们就是闲不下来，而且自己看着桥也觉得放心。”万老本来该在1993年退休的，当时正好九江要建桥，就推迟了退休。1995年退下来之后，还跟着工程局到缅甸去建了两座桥，回国后领导安排他休息，他说：“我对建桥有感情，休息不下来。”就这样，他一直在工程局里担任着顾问工作。
不过，大桥的建设中，也有一些他们遗憾的往事。万老说：“缺资金，又遇到文革，大桥本来不用建那么长时间的。”他给记者讲了一个小故事：“不记得哪年了，反正文革已经开始，南京有两派‘造反’，我们建桥的里面也分了两派，有一派撂了挑子跑进城，给工程进度带来困难。当时在架钢梁，4号墩那里还差32米没合龙，我们这边的造反派头头突然来找我，说确切消息，城里那派要来‘攻打’大桥，他们想逃到江北去，让我考虑用钢板补上那32米。我说这不是开玩笑吗，万一压垮了梁，桥就完了，那罪过大了！那天一直争论到夜里，后来我还是坚持没让铺上那段钢板。”樊老说，他个人认为，一桥的历史功绩，包括技术突破上都是最突出的，但是一桥的建设磨难很多，政治色彩比较浓，“当时就提出来，长江大桥桥头堡的红旗要建好，要做到‘永不褪色’。为这四个字，光改建就折腾了三次！”
记者看着几位谈兴正浓的老人，不由得肃然起敬：其实，真正能“永不褪色”的，只能是以他们为代表的大桥建设者。他们所立的功勋，历史将永远铭记。本报记者 赵霞 李军 通讯员 蒋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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