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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志愿者冯勇的死亡原因在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公安分局和格尔木医院的尸检报告中得到证实:“一氧化碳中毒引起呼吸循环衰竭。” 意外并没有影响可可西里在众多神往者心目中的号召力，仍然有上万名志愿者继续等待着进入这方神域的机会。今年5月以来，可可西里管理局将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江河”从2001年开始每月小范围招募2～3名志愿者的计划再度扩大，每年在全国范围公开招募，人数多 达上百人。地方政府的管理者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替保护区壮大声势以获得更多的资金来源。环境学专家张志和对此显得忧心忡忡，他说，环保永远都处于缺钱状态，以这样的方式去筹集经费恐怕会得不偿失，“对生态系统异常脆弱的可可西里来说，热闹并不是件好事，更何况你还要让它去供及这么多‘昂贵’的城市志愿者”。“无论对哪一方来说，这都很危险” 记者：朱文轶 两个志愿者计划 12月1日，对在可可西里长期驻扎的惟一一个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江河”的负责人杨欣来说，是沉重的一天——一方面是属于他们组织的志愿者冯勇的意外身亡带给所有成员挥之不去的悲伤;另一方面，这是“绿色江河”招募志愿者两年以来的第一起事故，杨欣说他那天接了超过100个电话，都是询问事件来龙去脉的。他很紧张，因为一次意外很可能彻底断送极度依赖公众信任而生存的民间组织。1997年，杨欣把他的日记出版，用卖书得来的几百万把“绿色江河”经营至今。 同样紧张的还有可可西里管理局局长才嘎。记者12月2日对他进行采访时，才嘎一再强调冯勇并不属于管理局管理，“他和我们没有关系”。知情人说，才嘎局长急于澄清的原因是，保护区管理局在5月份启动的“志愿者计划”在全国各地已经有了上万名报名者，“管理局怕别人以为这事和他们沾边，不希望以后的计划因此受到影响”。意外发生的第二天，才嘎在第一时间将消息传真给了浙江、北京的数家媒体，告知“索南达杰保护站的两名志愿者，被冻死在野外的吉普车上”。 在可可西里的昆仑山口和唐古拉山口之间，有5个自然保护站:不冻泉、楚玛尔、索南达杰、五道梁和二道沟。其中索南达杰保护站是由民间机构“绿色江河”负责，另外4个归保护区政府机构管理局管辖。“野耗牛队被管理局收编后，‘可可西里’事实上一直处于降温之中”，另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藏羚羊项目”主管胡佳告诉记者。 对一直依靠公众关注而生存的环保事业，“降温”意味着资金来源的告急。索南达杰保护站长期的主要经费渠道是杨欣出版的《长江魂》义卖，“但这笔钱只能提供一些基本开支，要维持保护站的正常运转，差不多还有10万元以上的资金缺口”。杨欣接受采访时说。相同问题也摆在管理局面前，尽管有地方财政支持，但管理局要顾及58口人的饭碗，还要完成消耗巨大的巡山任务，财政拨款只是杯水车薪。 “以招募志愿者方式来升温可可西里，筹集更多社会资金的可能性在当时被多数人所认可。”一位环保人士回忆。“绿色江河”在2000年开始实施的志愿者计划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当年，加拿大“公民社会”项目一次性给“绿色江河”捐助了10万元人民币。据称，这笔钱几乎解了杨欣的燃眉之急。一年后，管理局紧随其后地启动了自己的志愿者项目，并且规模更为庞大，除了将每批志愿者人数扩充了5倍，还邀请各大媒体记者随团采访。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环保人士说，作为官方机构的管理局如此大力造势引起了很多争议，而更为关键的问题是，“环保组织筹集资金的渠道其实是有限的，一块馅饼，你多了，我就少了”。在争取资金问题上，政府和民间的两个志愿者计划出现了撞车。 五个保护站相互之间的距离在10公里左右，彼此工作互有交叉，这种裂痕甚至进入到许多生活细节中。曾在索南达杰保护站呆过一个月的志愿者胡雨(化名)向记者抱怨:“经常有到保护站的管理局人员擅自使用我们的卫星电话，这是我们用来上网向成都发送日记时用的，一星期才用一次，每分钟要2.3美元。”另一位志愿者告诉记者，管理局员工常在索南达杰保卫站的电脑房抽烟，为此双方曾几次发生争执。 有人因此片面地认为，这样积久的隔阂成为冯勇意外殒命一个重要原因。“管理局有比索南达杰保护站有更多的车辆，在遇到险情时向就近的管理局保护站求救是常识。但是，从11月30日晚冯勇被困，‘绿色江河’的志愿者始终没有向管理局发出援救请求。第二天，在发现冯勇和司机遇难后，几位志愿者从到格拉工地找来皮卡，将遇难者送往格尔木医院，一路上经过管理局的不冻泉保护站，但就是没有通知他们。”“事实上，他们上午9点钟离开保护站去寻找冯勇，直到11点半以后才拦下车，这中间耽搁了将近三个小时，如果这期间先拦车去管理局的不冻泉或者楚玛尔河保护站，而不是选择直接去救援，或许是另外一种结果。” 奢侈的“城市志愿者系统” 环境研究专家张志和是对可可西里“志愿者计划”提出质疑者。他的看法是:藏羚羊并不仅栖息在可可西里，我国境内目前存活的藏羚羊约有75000只，主要种群在西藏羌塘保护区，其余生存于可可西里和新疆的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而其他两个自然保护区一直控制外人进入保护区的原因，就因为这有悖于保护区“抢救式保护”的初衷，“自然保护区内就是应该尽量减少人的活动，而相比之下，青藏高原的生态过于脆弱，更应限制人为活动”。“从环保角度来看，资金缺口是个常态，这需要整个社会系统的协调，这样大规模志愿者招募的短期行为是以可可西里生态体系的透支为代价。” 胡雨计算了他们一个月在可可西里所开支的费用:“不算往返的路费，包括装备费、伙食费、运输费、车辆损耗费，平均一个人要花费将近一万元。”这里有一半的供给其实还是分担到保护区的日常开支中去了。一个保护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管理局保护站原先的设施其实就是两个帐篷，一个用来做厨房，另一个是6名队员的卧室，帐篷内连床都没有，一些原先的野牦牛队队员平时睡在潮湿的土地上。为了照顾每个月陆续从大城市里赶来的志愿者，他们要专门去买床和新的被褥，从格尔木开车几百公里，运到站上来，“每来一批，就要重新换一批”。 在曾经随队两次赴可可西里采访的上海记者孙盛芝的印象里，几乎所有志愿者装备最充沛的都是各类拍摄器材和胶卷，“一个清华大学的学生志愿者带了30多盘录像带，离开时候，所有的带子都录满了。”“而甚至连简易的高原氧气袋这样的必需品都很少有人配备，5月份进入可可西里的那批志愿者，第一天就有三个人出现严重身体不适，退下山来。” 还是有源源不断的后继者。从5月份管理局的志愿者系统启动后，每个月驻扎在五个保护站的志愿者达到10人左右，而据介绍，他们的任务只是每天例行性地在湖边拾捡白色垃圾，随保护站工作人员巡山的机会并不多。因为“汽油很宝贵，多一个人就要多占一个座位，多带一份给养”。“实际上并不需要这么多人，许多时候，志愿者们的确无事可做。”胡佳向记者坦陈，“一些人把大量时间用来玩电脑游戏和编写他们的游记。” 张志和说，对于“志愿者”正确的理解是，在有限资源的前提下，可以动用庞大的人力资源更有效率地提供社会服务，以构成更合理的运行成本。而在可可西里，“这套志愿者系统显得过于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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