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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撰写人／李平
[编者的话]2002年2月22日，作为第374位登上八达岭长城的外国元首——美国总统布什感叹道：“长城依旧，而中国却今非昔比”。近十年来，中国的巨变为世人所瞩目。这里有表层的、看得见的、感同身受的变化——城市和乡村日新月异，生活方式已与父辈大不相同；但更有深层的、不易察觉却将辐射未来的变化——近年社会的高速前行正在逐步勾勒出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清晰轮廓。
今年秋，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这将为中国今后的道路提出纲领性的指导思想，将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时刻。为使读者更深刻地了解这次大会的重大意义，本报特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合作，请十六位中青年学者为百姓撰写十六份中国国情报告。在这些报告中，学者们将简约地对近十年来中国社会在十六个领域中深层次的、结构性的、鼓舞人心的并对未来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变化给予阐述和解释，同时不回避改革深入所带来的新问题。
我们的国家走到了哪一步？我们的社会结构上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对个人来说有哪些影响？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主客观环境中？我们现在和未来将会遇到哪些机遇和难题——在速变的世界中，深入地了解我们的国情，才能了解变化的实质，辨认行进的方向，把握未来的先机。（国情报告每周一见报）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上了腾飞之路。1978～200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5%，这个速度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的3倍，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六经济大国。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感受最深的是中国告别了短缺时代。从百姓凭票排队购物，到商家要靠打折促销，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使得中国产品行销全球，“中国制造”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随处可见，成为生活所必需。庞大的快速增长的经济规模和丰富的物美价廉的产品，充分体现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同时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北京青年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联合发布
中国企业家声音越来越响
2002年5月9日本报记者汤正宇自香港报道 “和前两次财富论坛相比，中国企业家的声音如今是越来越响亮了”。昨天下午，刚刚参加完本次财富论坛圆桌会议的北京时代珠峰科技公司董事长王峻涛这样对记者表示。
下午2点刚过，一场中外产业界人士之间的脑力激荡就在香港会展中心内展开，本次财富论坛正式开幕前的首场圆桌会议正在这里举行。本场圆桌会议的主题是“中国加入WTO后的科技发展”，历时约3个小时。国家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就此主题提出的观点是，代表高科技产业走势的纳斯达克指数从5000多点跌到目前的2000多点属于正常现象，中国在IT基础设施方面极具投资和发展潜力，信息产业部希望外资加大对中国这方面的投资，与中国共同跨越信息时代的数字鸿沟。
接着，联想集团柳传志、新浪公司王志东、搜狐公司张朝阳、网通公司田溯宁、时代珠峰公司王峻涛、远大空调张跃等国内企业家根据各自的经验，向参加圆桌会议的诺基亚公司总裁奥里拉等外国企业巨头介绍了科技产业在中国的发展和前景。新浪公司王志东认为，虽然全球经济出现放缓的迹象，但从科技产业的发展势头来看，中国经济仍然能保持令世人惊叹的高速度。这当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投资环境正在不断改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加入WTO后，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不仅不会放慢，反而会呈现出加速度状态。
面对WTO，出席圆桌会议的中国企业家们没有任何担忧。联想集团柳传志表示，从PC行业来说，联想实际上早在8年前就已经进入WTO。而王志东则认为，中国互联网也早在两年前就跨进了WTO的门槛。加入WTO的惟一好处，是市场这张饼只会越做越大。
与会的外国企业巨头也深深为加入WTO后的中国科技产业发展前景所吸引。在亲历了这场具有震撼力的脑力激荡之后，诺基亚公司总裁奥里拉得出的结论是，WTO将使中国市场的潜力越发凸现，诺基亚的惟一策略是加大对中国的投资。
本报记者与报告撰写人对话
关键词
■金融危机
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金融市场的运行发生秩序混乱，致使该国金融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和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干预能力无法使其迅速有效地恢复至良序运行的状态。当金融危机在一国出现时，该国货币兑外币（一般对美元而言）急剧贬值，有价证券发行量大幅度减少、国内资本大量外流、金融机构相继倒闭。
■可持续发展
可从以下几方面理解：从自然属性，指保护和加强自然环境系统的生存和自我更新的能力；从经济属性，指在保持自然资源的质量的前提下，使经济发展的净利益达到最大；从科技属性，是指建立极少产生废物和污染的生产和技术支撑体制，尽可能减少能源和其它自然资源的消耗。
■新经济
笔者以为所谓新经济的构成要素是：第一，以技术为主要推动力，特别是电脑网络技术，在技术层面组织和整合其他技术构成了强大的经济发展动力；第二，以人的智慧（思想、主意和决断能力）统领技术；第三，以和谐的关系整合企业内外的人和社会的力量。
■ 反垄断
存在垄断时，不但产品价格高于最低平均成本，而且厂商为了形成产品差别，在提高产品质量、进行广告促销等方面有着额外支出，使产品成本上升，造成资源的浪费。所以为了使经济领域里确立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反垄断。
■积极的财政政策
财政直接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并对集中起来的国民收入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再分配。所谓的积极财政，就是在适当的货币政策的配合下，通过扩大固定资产投资，适当降低税收等政策，增加向低收入居民的转移支付，目的在于拉动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是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是以知识、信息为基础的经济。知识经济在生产中以高技术产业为支柱，高科技不是传统工业技术的简单创新，它主要是指：信息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科学技术、新材料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海洋科学技术、有益于环境的高新技术和管理科学（软科学）技术。
■泡沫经济
泡沫经济是指一种或一系列资产在经历一个连续的涨价过程后，其市场价格远远高于实际价值的经济现象。在泡沫经济的形成过程中，开始的价格上升会使人们产生还要涨价的预期，于是又吸引了新的买主，最后社会资产所表现的账面价值高于其实际价值。“泡沫经济”一般通过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得以直观地反映。
■全球化
当今世界格局正经历着复杂的运动，正朝着建立巨大实体的方向发展。而在建立实体的亲和关系中，经济所起的作用往往比政治和意识形态重要得多。这是因为市场经济要求实行法治以及在政治生活和国家关系中奉行道德准则。我们正处于“全球化”演变的初期，这一演变最终将导致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格局的彻底重组。
■寻租
一切利用行政权力大发横财的活动都可以称为寻租活动。它利用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获得拥有租金的特权；它不增加任何新产品或新财富；它使资源配置扭曲，是资源无效配置的一个根源；它导致政府部门及官员争权夺利，影响政府声誉，增加廉政成本；它妨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降低行政运转速度，甚至危及政权。
■买方市场
是指某种商品或服务供大于求时，商品或服务的价格由买方决定，也就是消费者主权得到充分的体现。在买方市场情况下，消费者有权在同类商品中选择最符合自身偏好的商品，这种行为存在的客观前提是，市场上商品供给的数量与种类足够丰富，而且一般不存在着垄断现象。
■按购买力平价来算的话，我们在2015年就超过美国了
记者：看了您报告里写到的中美经济的差距，用人均GDP来衡量是很大的，比如1999年中国是美国的2.5%，这种差距是非常大的。但是现在许多去过美国的人都会说，似乎感觉不到这么大的差距。例如一位在美国的中国博士后，他一个月收入3000美元，但是房租就得900美元，吃饭也很贵。好像这3000美元和北京的3000元人民币差不多。您能通俗地解释一下这种现象吗？
李平：这个测算主要依据的指标是现行的汇率。首先确定我们现行的汇率，那么就是按八点几的汇率来测算的。现在各种测算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主要是采取的指标不一样。
有一个国外的学者麦迪逊，他比较中美经济的差别是按购买力平价测算的，就是你说的，一美元在美国能买到什么，在中国能买到什么。比如说，在美国一美元买一瓶啤酒，那么在中国可能是两块钱一瓶啤酒，那么这样一折合以后，可能一美元就等于两块钱。从购买力平价这个角度来讲，好多学者做得也都不一样，比如有的说美元和人民币比值是5，有的说是4，有的说是2.5，整个的测算结果都是不一样的，因为随机性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按他这个购买力平价来算的话，我们在2015年就超过美国了。
记者：一般人想，我换的时候是8块人民币换一个美元，但是我买东西的时候，为什么在中国八块能买很多东西，在美国就买不到那么多东西，您给解释一下这个矛盾关系？
李平：购买力平价和汇率是没有关系的。汇率跟它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有关系。中国可以说是一种半浮动的汇率，是受到国家控制的。而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便宜，这和当地的生产力水平有关系。你比如中国人生产一个纸杯，它是一个手工活，因为劳动力比较便宜，生产的成本就很低，到美国可能就很贵，但是一个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机械产品在中国可能就很贵，到美国可能就很便宜。
■东莞是这样的，他把机器拿来以后，拆了，交流交流，反过来再推导过去，就学过来了
记者：现在我们总是讲到后发优势，比如说美国经济先发展起来了，但是它付出的成本比较多。我们可以少付出成本。您认为这种优势具体而言有些什么？
李平：后发优势是什么，就是你开发出来的产品，我很快能够通过学习生产出来，不用付出在开发过程当中所投入的研发成本。我们国家许多地方的企业，例如东莞，都是这样的，他把机器拿来以后，拆了，交流交流，反过来再推导过去，就学过来了。
同时从体制上来讲，从所走过的道路来讲，也是这样，你发达国家在走的过程当中，要付出很多代价，要不断地去尝试，总结，最后发现这样一种方式发展速度更快，这样一种体制更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模仿这种体制。这就是后发优势，中国要想赶超，必须要利用好后发优势才能跨越。
记者：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他们都是利用了后发优势吗？
李平：对，发展中国家其实走的都是一条赶超的道路。我们在战略上也是一种赶超的道路，这种赶超本身就需要你发挥后发优势。但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它整个的思维模式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展。尤其是二战以后，美国占领了日本以后，推行一些改革，体制上的改革。日本的体制可以说进行了一个根本的变化。
■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但是中国文化又缺少发达国家那种通过大机器社会进行的分工严明、专业化的训练
记者：日本以及四小龙奉行的应该是儒家文化。这种东西我们曾经大力讨伐过，认为它有碍于前进。那么现在看来，儒家文化对中国发展经济有利呢还是有害？
李平：这个东西讲起来非常复杂。大家都在说，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因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儒家文化。它不像西方国家那种刻板的教条式的文化。工业社会其实就是一个机械社会，它有严格的规则，非常专业化。但是现在我们走到知识经济这个时代，从工业社会走到信息社会，尤其是你看硅谷，组织结构、运行的模式，都在发生变化。这是一种大融合。所以大家都说，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就是说，我们的文化有它很多的先进性。但是中国文化又缺少在发达国家那种通过大机器社会进行的分工严明、专业化的训练。中国人缺少这样一种传统。
■上海现在人均GDP达到近3000美元了，国际化程度非常高，城市化率也非常高，人们的购买力也非常旺盛，城市也很清洁等等，可能它就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记者：说到上海和北京，我想再问一次，这两个城市和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是不是已经差不多了，就像许多人感觉到的那样？
李平：评价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其实方式非常多，而且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之间的观点都是不同的，很难定论。所以最后就出来一个大家现在公认的那个叫英格尔斯的标准，10项标准。那个标准有他很大的缺陷，因为它是在70年代做出来的，那个时候像信息化这些东西都没有。
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它把这些所有的指标看成同等重要来进行测算，就是汇总平均，可能就误导了这种评价。比如上海现在人均GDP达到近3000美元了，你到上海和到其他国家的大城市感觉可能是一致的，国际化程度非常高，城市化率也非常高，人的购买力也非常旺盛，城市的清洁度也很高等等，可能它就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记者：那么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李平：我自己感觉对于国家你来制定一个现代化指标是有意义的，作为一个城市也用这个来套用可能会有些不相符的地方。你比如像东莞这样一个城市，它的流动人口比它的常住人口要大得多，那么算人均GDP的时候，你只算它的常住人口。你怎么来衡量？所以对于一个城市来讲，我觉得只是一种探讨，不能把它看得太重。
记者：您说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将来还有多大的潜力？
李平：我们有一个庞大的市场，中国12亿人口占世界20%。这个庞大的潜在市场是谁都必须重视的。同时中国现在的人均GDP水平还很低，你看我们的GDP水平只是刚刚跨进下中等的收入。我当时算了一下，中国人均GDP排在世界第140位，是世界中等收入水平的40%，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6%，这个水平之低代表着你的发展程度不够，同时，反过来讲，它又是一个很大的发展潜力。我们看到，不管是金融危机，还是“9·11”之后，中国很稳定。
记者：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不是也有一个时间，像日本，它是40年，亚洲四小龙也是40年，中国会不会也这样？
李平：经济增长是和工业化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工业化首先是起步阶段，然后进入起飞阶段，从起飞阶段到成熟阶段是一个快速发展期，你得跨入这个坎儿，跨入以后就快速成长了。到成熟阶段，工业化后期，这个速度就慢下来了。
■中国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国际市场，那快速发展的阶段可能会延长一些
记者：我们国家的快速发展大约还会有多少年？
李平：原来测算的时候，是在2030年之前，起码能保持在7%。现在看来保持在六点几应该没问题。这跟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有关系，跟你的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有关系。你看日本为什么那么长时间能快速发展，就是它的发展过程不仅仅是他本国的一个过程，也是它在全世界的一个过程。要是光靠它本国的消费能力，发展早就受到限制了，第三产业马上就没有发展的能力了，所以有一个庞大的国际市场带动着整个日本的工业，日本的经济因此长期高速发展。中国也是，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提高自己的生产力，那快速发展的阶段可能会延长一些。
记者：现在看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来可能会受到什么条件的限制，例如资源？
李平：现在看来，我们产品的物耗是越来越少，你像我们原来出口原材料，煤、石油、钢材，纯粹是资源密集型的一些产品。我们现在不宣传这些东西了，我们现在都是做精密的机械、软件等等，资源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主要的限制。
记者：我的意思是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是现在什么东西都不用改，就照现在这样发展下去就可以了，还是需要某种东西进行改变？
李平：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体制，我们现在看，很多东西归结到一点是体制问题。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研究如何竞争制造业。因为国外正在讲，中国已经是一个世界加工厂，下一个时代就是中国制造的时代，因为我们很多产品的出口，在国际上已经占据了很大的份额，我们的很多产品（主要是工农业产品）已经是在世界上位列第一，第二。不仅仅是这些，包括电脑资讯业，你到东莞去，主机板、鼠标，所有的电脑元器件，95%以上在那儿都能找得到，所有的大型跨国公司的电脑巨商都是在那儿开工的，它已经成了一个制造基地。
但是我们和当时的世界制造中心，日本、韩国等这些制造中心不一样在哪儿呢？这些核心技术不是我们的，我们没有核心技术，技术是人家的，设备是人家的，整个的营销渠道、市场也是人家的。你提供了什么？是廉价的场地、廉价的劳动力。这是你承接过来的，你自己原来本民族的这些工业，技术水平很差，市场性能也很差，那么为什么出现这样一种状况呢？关键是，我们的国有企业，我们的大型企业没有技术。不是说我们的技术一直就是这么落后，我们原来的庞大的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很高，是因为你自己企业没有创新能力，不能把这种技术物化成产品，所以使得我们没有核心技术，机器设备全是引进，自己的技术放到一边了。所以我们现在的中国制造和当时的日本制造和美国制造不是一个概念，体制的原因是根本的。
记者：但是中国的民营企业，不会没有那种动力吧？
李平：对，是这样的。所以工业化是一个过程，不是一步。我们现在国有企业控制的庞大资产，净资产是三万个亿，哪儿有这么大的民营资本？这是第一。
再一个我们的民营企业也没有这样的管理能力，企业成长是一个过程，不是有了资本，它就一下能够做好这个企业。所以我们的民营企业的成长需要过程，要给它时间。
■文/本报记者 田利平
作者简历
李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项目评估与战略规划研究咨询中心副主任。先后参与多项国家重大经济问题研究和宏观经济预测；参加了“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京沪高速铁路工程”等三大国家跨世纪重大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和项目论证以及多项基础设施项目和外商投资项目的评价；承担了多项部门和地区的战略规划；为多个企业进行了企业管理咨询、发展战略咨询和投资项目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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