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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9日，美国青年马克非礼惠州妇女事件在深圳发生后，在全国范围引起较大反响。当事人郭女士表示，她将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状告美国人马克，索赔金额一元。她解释说，之所以索赔一元，就是向所有人表明，她状告马克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为了自己的正当合法权利，要让马克为他的不法行为受到应有的惩罚。但郭女士仅要求一元钱的赔偿，引起了诸多争议。而郭女士也在舆论压力下作出新的选择（17日，记者从深圳方面了解到，郭女士可能和马克达成调解，不准备进行诉讼）。 索赔一元是为了证明：不是为了钱
据了解，目前全国各地法院受理的当事人要求赔偿一元钱的官司已不下几百起，仅发生在北京的先后见诸媒体的“一元钱”官司就有十几起之多。如2000年山西中学教师因到书店退书时商家不退赔一元的交通费，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退赔一元，后法院判山西教师胜诉。又如去年北京一消费者状告麦当劳态度“冷漠”，消费者向麦当劳要求赔偿精神损失一元，但其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
为何要求赔偿一元钱的官司呈逐渐增多的趋势？这种现象是否过于泛滥？
广东省东方金源律师事务所的金永泉律师曾经代理过类似官司，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有的人之所以提出打一元钱的官司，也许是因为觉得这种官司没有把握打赢，要求一元钱的赔偿可能会容易赢。
除此以外，有关人士还认为，“一元钱官司”的赔偿已远远超出了其诉讼本身的内涵，主张权利是其主要诉求目标。一位代理过“一元钱官司”的律师认为，打这种官司不是为了索赔几个钱，重要的是通过这起诉讼可以规范某种违法的社会现象，避免其扩大范围。同时提醒更多的人，如果损害别人的利益，就可能引起法律纠纷，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一元钱官司”在唤起民众权利意识，推动诉讼观念与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制观念同步，鼓励民众通过诉讼实现权利方面无疑发挥着特殊的示范作用。
而索赔一元钱的当事人认为，他们之所以索赔一元，主要是不想沾钱。由于法律对于精神补偿没有额度规定，要求一元钱赔偿就是让被告承认精神伤害的存在，而不在乎钱的多少。他们争的是是非公道，也就是“讨个说法”，只争理不争钱，应该说这是一种高姿态，足以反照被告的违法和无理。
法律专家认为，当事人通过打一元钱的官司，从而获得精神上的一种满足，使自己心理上达到一种平衡与和谐，从而得到公正性的调节，也可以说是出了“气”，讨回了说法。这一层面的收益往往是不能用金钱的多少去折合的。
而“一元钱官司”的泛滥是否给法院带来负担？有人认为，法院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法院存在的意义在于确立和确定公平合理的社会准则，以推动整个社会的有序化发展。但一位法官在接受采访时认为，“一元钱官司”目前已经被一些当事人为追求炒作而滥用，在舆论宣传和社会认识上应该加以正确的引导。
为一元钱打官司：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
据了解，全国各媒体报道过的“一元钱官司”十之七八以胜诉告终，这不由得让人感觉“一元钱官司”真的很容易赢。对此，金永泉律师认为，官司输赢不在于诉讼请求是一元还是一千元，因为就是要求一分钱，如果在法律上站不住脚，法院也不会判给你。
他说，为了钱打官司并不是丢人的事，该赔多少就是多少。打官司不单单是为讨个说法，如果是对方的过错，应该由其承担法律责任，而任何一种责任都不是一元钱就能承担得起的。因此当事人应该准确计算出案件的标的额，有些损失虽然不好计算，但受到损失就应该得到赔偿，受害者对物质、精神损失应该主张全部的权利。现在国内赔偿精神损失的金额不是很多，和国外相比，同样都是精神赔偿，可能国内要相对少很多，这和经济水平有关，另外国外的法制比较健全。
“一元钱官司”的成本大于所得？一位律师认为，人的行为本质上是一个趋利避害的过程，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而当事人打官司，要支付诉讼费、律师费，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就“一元钱官司”而言，多数人侧重经济效益，会选择不打，因为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投入太大，而所得太少。
“一元钱的索赔不足以让侵权一方认识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网友赵先生说，要让侵权者得到惩罚，一元钱是不够的，因为一元钱不足以让其感到痛，一定要让他有痛苦的感觉这才叫惩罚，要不然就是纵容！如果为了表明索赔不是为了钱，完全可以提出一个可让侵权者倾家荡产的索赔数额。李小姐针对“非礼事件”认为：“一元钱的索赔带来的负面影响太大了，不加以严惩怎么能对社会有所交代。为了社会发展，应该要求一个更高的赔偿价位，免得此类事情越来越多。在美国，精神赔偿动不动就是上万上千万元，就是为了让那些给别人造成伤害的人有一个深刻的教训！”
“为何我们不理直气壮地索取更多的经济赔偿？”中国社科院法学博士后徐家力说，中国老百姓比较好面子，金钱等物质需求同名誉等精神需求相比，似乎不太重要。在传统上也有这样的想法，即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尊严、保障人格权。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正义和金钱往往是对立的，伸张正义者很难启齿谈论金钱。而一元钱的索赔者，也往往是通过放弃经济上的一些应得利益，来换取社会和舆论给予的更多支持和同情。
也有一些人开始从“一元钱官司”的误区中走出来，要求经济和精神上的全面赔偿。去年底，上海白领俞小姐因在超市遭搜身，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超市致歉并赔偿5万元精神损失费。其代理律师说，原告原来只准备要求一元钱的精神赔偿，但在律师建议下才改变初衷，因为现在“超市搜身”的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就是因为对商家的惩罚不够。而俞小姐是一个现代白领，应该全面行使法律赋予消费者的权利，而不应该只是要求一个道义上的“说法”。
法律应该支持索赔：谈钱并不有损名誉
中国社科院法学博士后徐家力说，目前法律规定有两种赔偿，包括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赔偿。打“一元钱官司”的人比较重视精神上的赔偿，对经济上的赔偿不太重视。实际上在经济赔偿上也可以依法要求，如误工费、交通费等，但也可以放弃，这是当事人的一种权利。
有关专家认为，目前国内法律对支持经济赔偿数额有限是“一元钱官司”增多的一个原因。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打官司得不到多少钱，于是许多人就选择放弃经济赔偿的要求。据了解，一些国家有专门的侵权法，但中国没有专门的侵权法，《民法通则》的相关内容也只是寥寥数语。一位律师说，国内的侵权赔偿数额实在太低，律师拿到的回报相应也低，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因此大多很淡薄。美国侵权律师的回报极为丰厚，侵权索赔已经成了经济中的重要行业。
有关学者认为，我国精神赔偿的数目，迄今为止仍然是比较少，一些个案也不超过20万，还不是特别多。但在发达国家，如美国的“侵权法”对经济赔偿的数额没有上限规定，有的诉讼赔偿可能达到几亿甚至十几亿美元。中国与美国的国情不同，但侵权索赔能否成功、赔偿金额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良知。因此我国的精神损失赔偿数额只能随着公众法律意识的增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保险制度的逐渐强化来逐渐提高。
徐先生认为，目前中国老百姓维权索赔方面的意识还处于初级阶段，即只想讨个公道，还没有其他要求，比如通过法律来获得经济补偿。而国外就会有人认为打官司就是一种发财机会，经济赔偿是一种合法、正常的收入，而且这种收入应该数额很大。但现在老百姓还有传统思想，认为谈钱对名誉有损害。但这种状况因该随着社会发展、经济进步而得到改变。（本报记者王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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