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一场“非典”遭遇战，把安居已久的我们突然打懵。经历了震惊恐慌、奋起反击和群防群治的艰难战斗历程，我们不能不深刻反思：一场疾病为何会有如此巨大的破坏力？我们社会的免疫能力为何如此脆弱？面对具有强烈社会传染性的疫病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疫病的传播途径，而每一个人也都肩负着切断疫病黑手、保护社会人群的重任。在这个对付病魔的痛苦战斗的关键时刻，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我尽到责任了吗？

　　这次“非典”能如此大规模流行，并非偶然，而是它一下就击中了我们的“软肋”，反映出我们责任意识中的缺欠和弱点。灾难过后，只有痛定思痛，“痛改前非”，使我们的体制更加完善，纠正种种不良生活习惯，代价才没有“白白付出”，社会和生活才会文明进步。

　　这次灾害再次提醒我们“法治”的重要。如果不是此次“非典”的肆虐，有多少人知道早在1989年就生效的《传染病防治法》？《传染病防治法》对疫情报告和公布制度，对隐瞒、谎报疫情行为的处罚都有明确规定：“从事传染病的医疗保健、卫生防疫、监督管理的人员和政府有关主管人员玩忽职守，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流行的，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此次疫情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显然与某些官员前期未“依法办事”有关，他们的处置失当更多的是依过去的“成例”。在以往的不少时候，出于种种考虑，“成例”往往重于法律。事实说明，依“成例”而不依法律，很可能给社会、国家、人民甚至官员个人造成严重损害。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提出“依法治国”确实抓住了“治国”的根本，同时也说明要真正“依法治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非典”的横行还提醒我们信息的公开、透明、披露和发布重要。“非典”从去年年底南方的局部地区发展为全国性疫情与信息披露缺乏制度性保障无疑有着密切关系，甚至许多医院当时都无法得到全面准确的信息，导致医院一度成为重要的感染源。各种影响社会安定的谣言和恐慌心态，与信息不公开也有着密切关系。政府信息资源的公开和自由流动，是制度改革、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从医疗保障体制上看，疫情初期，一些被感染民工因交不起治疗费而纷纷返乡，加速了疫情扩散，当政府明确表态农民、民工患者不由个人承担费用时，这一情况才得到改变。这实际上提出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即医疗保障制度要覆盖社会各个阶层。由来已久的城乡二元化模式形成的重“城”轻“农”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全社会是一个共同体，如果其中一个阶层（尤其是人数最多的阶层）的卫生、健康得不到保障，受损的将是全社会。

　　面对“非典”的肆虐，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反思自身。有人染病后拒不隔离，依然若无其事地到公共场所，甚至辱骂上门的医务人员，结果不仅自家多人得病，还传染给他人。像“婴儿说话”说出治“非典”的“秘方”这类明显的荒诞、无稽之谈，在一些地方竟有那样多的人相信，说明大众科学素养的缺乏。从饮食习惯上说，国人以“美食”著称于世，各种野味来者不拒，此点早就引起世人诟病，但从未引起国人的重视。还有不随地吐痰、不当众打喷嚏、不随便倒拉圾……这些原本是起码的公德，看似区区小事，却一直难以禁绝，反而屡见不鲜，恰恰是这些最常见的“小事”最能反映普遍的道德水准。非常时期，凸显出“公德”重要，但“公德”却要靠平常时期养成。

　　之所以说“多难兴邦”，故然是指灾难能激发起我们昂扬的精神和斗志，更指灾难最能促使我们意识、克服自己的弱点。但愿这场灾害能够成为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惟其如此，社会才能不断改革、进步，我们才能更加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