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诉人：阿美（化名）

　　年龄：35岁

　　职业：某杂志编辑

　　采访时间：2002年12月26日

　　采访地点：咖啡厅

　　（阿美英姿飒爽的样子看上去更像一个体育老师，我想她应该是那种了无心事的人，可她在电话里已经告诉过我，现在她的心是疼的。）

　　女家教

　　那天我从椅子上起身倒水喝的时候，随口说了句现在孩子上学这费那费真吓人。第二天，小刘就给我介绍了这份家教的工作。小刘是我最要好的同事，我的难处她都看在眼里。

　　1995年他得癌症去世以后，我就一个人带着亮亮（化名），好难。身体上的累和心里的苦都可以克服，惟有经济上的苦，难哪。我每月就1300元的死工资。不管怎么努力都突破不了。

　　小刘兴高采烈地说，给我找到了份可以补差还可以开眼界的工作，给老外的孩子教中文。

　　从英国来汉的大卫（化名）在一家大公司做技术工程，妻子孩子也都来了。两个孩子一点中文基础都没有，大卫决定让他们勇攀中国的方块字长城。说好了每周三次，每次两小时，100元。

　　接到这份工作，心里简直乐开了花。我还特意买了一身“自由鸟”的女装撑门面。虽然在路上都得两个小时，可是为了孩子，我觉得值。我想把亮亮培养成和他爸爸一样的大学生。现在培养一个大学生，没个十万八万，哪够？亮亮明年就要上初中了，还有6年。时间紧任务重啊。

　　第一次去大卫家的时候，我只见到了大卫的太太朱莉叶和他们的两个孩子，罗斯和吉米。朱莉叶看上去很“富态”，也很和蔼。我想她当时一定很寂寞，不然不会和我一见如故那么谈得来。她告诉我大卫非常非常忙，是个把家当作旅馆的男人。

　　看到她那种埋怨中的爱怜，我想起了亮亮他爸。他也曾是一个把家当旅馆的男人。那时我年轻，对婚姻的理解仅止于朝朝暮暮的相守，所以常常对他发脾气。直到看到他患上了癌症，所剩的日子不多了，依然坚持工作，我才懂得，男人都是以事业为重的。无论他多爱那个女人，他还是会以事业为重的。作为女人，应该支持并且理解。

　　然而，我并没有告诉朱莉叶这些。毕竟不熟，中国人的含蓄让我只是坐在一旁听她讲。

　　两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六岁，正是对什么都好奇的年龄，所以教起来并不困难。我教孩子的时候，朱莉叶也在一旁听，很认真的样子。

　　而我，总是会情不自禁猜想，那个和亮亮的爸爸同样敬业的英国男人是什么样子呢？

　　也许是朱莉叶在我面前说得太多了。

　　大卫

　　第一次见到大卫是我要从他家出去的时候，是个春天的晚上，我急着要赶车回去，居然和刚刚站在门口的大卫撞了个满怀。

　　等我红着脸仰起头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金发的英俊高大的白种男人的脸。那种脸只在电视里见过。大卫让我再坐坐，我没有异议。大卫向我问了孩子们的学习情况，不知不觉已经是十点了，肯定没车了。看到我脸上的焦虑，善解人意的朱莉叶要大卫开车送我回家。我很不好意思地接受了。

　　一路无话。快到家的时候，大卫夸我漂亮。我礼貌地说了声谢谢。转身后我头也没回地上了楼。看似冷淡，其实我的心都快跳出了嗓子眼。回到家里，望着亮亮爸爸的遗像，我哭了。哭得很伤心。已经有多久，没有男人说我漂亮了，我不知道。

　　大卫简单的一句话竟让我有一种触电的感觉。我不是一个渴慕虚荣的女人，可是我渴望温情。小刘已经有一个爱她的老公了，可她还有一个她爱的情人。小刘说女人和爱情的关系就像鱼和水。鱼不能没有水，充足的水才能让鱼活得自在。

　　亮亮的爸爸走了以后，好长一段时间，我沉陷在痛苦里。后来，等我想找一个人了，我的工作性质接触不到什么男性。虽然我还漂亮，也不老，可是就是没有人主动给我介绍。于是，我就一直独身。

　　我把所有的灯都打开，我对着镜子看自己，好像看了一个世纪。

　　朱莉叶不在家

　　我和大卫一家很快成了朋友。八月的一天，朱莉叶的眼睛红红的。我关切地问她，怎么了？她说她的妹妹病重，她必须回国一趟。可能要一两个月才能回来。

　　不久后的一天，大卫在电话里通知我，暂时停课，他和孩子在朱莉叶走后一直在外面吃，结果把肠胃吃坏了。那天晚上，我还是如期赶到了大卫家。

　　两个孩子毫无生气地躺在床上，大卫也老实地在沙发上看电视。桌上放着一些削好的水果，可没怎么动。

　　对我的到来，大卫很吃惊，我告诉他我不放心两个孩子。吉米冲着我直喊饿。罗斯说，他们拉了两天的肚子，外面的东西不敢乱吃，而大卫又只会削水果。

　　我马上到超市，买了一些菜。然后在厨房为他们做了一顿中国家常餐。看到孩子们吃得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和大卫相视而笑。大卫说那是他一生中吃得最舒服的一餐。

　　吃完饭，才发现时间已经很晚了。大卫说，我可没力气再把你送回家了。一时间，我竟窘在那里。我的样子逗得大卫哈哈大笑，笑够了，大卫让我睡书房。我还是觉得不方便，可是也找不出拒绝的理由。

　　我给亮亮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要加班。亮亮很乖，他让我放心。

　　一夜情人

　　书房里空调的冷气很足，床上没有毛毯。我不得不把身体蜷起来。另外我还择床，闭着眼睛根本睡不着觉。我在床上翻来覆去。想到自己居然和一个外国男人睡在同一个屋子里，觉得由衷地兴奋。

　　听到钥匙开锁的声音，然后门被打开。我紧张得大气不敢出，小声地说———谁？灯亮了，是大卫。大卫拿着毛毯，像梦一样出现了。

　　没有对话，他把毛毯盖在我的身上。我的脸一定是红了，因为我只穿着胸罩和内裤。外面的裙子我脱了，那不是防皱的料子，我担心第二天出门不好看。我没有想到书房里会突然撞进个人来。

　　大卫把毛毯盖在我身上时，他的指尖忧伤地划过我胳膊上的皮肤，又通过我的皮肤和血液触及了心底深处那根长期没有被撩拨起的弦。亮亮的爸爸走了以后，我再也没有和一个男人这么近距离地接触过。我惊得连谢谢都说不出来。

　　对我半裸的身体，大卫并没有露出什么表情。他走向门的方向，我以为他要走，于是舒了口气，同时又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失望。

　　可是他没有。他把灯关了。然后，坐到我的床沿边，牵起我有些发起抖来的手，放在嘴边吻着。然后，黑暗中，一个影子朝我伏下来———

　　一切很自然地发生了，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陌生的是，欲望一点点升腾起来，然后又像按下了TURNON的煤气炉一样一触即燃。充分燃烧的感觉，是大卫的扎人的大胡子，是他强有力的身体。我们很有默契，如鱼得水。

　　我觉得自己被大卫彻底征服，温柔得都蒸发掉了，失去了自我，我的每一个分子都和他融为一体。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一度很茫然，我并没看到大卫。我想到了朱莉叶，我想她对我那么真，可我却背叛了她。我觉得我像一个小偷。可是这种想法很快就被对新生活的憧憬淹没了。

　　我想，大卫会怎么看待我们的关系呢？他是真的爱我吗？

　　了无痕

　　那天起床的时候，大卫已经做好了水果沙拉。他和孩子们看上去精神都不错。大卫客气地请我和他们共进早餐。我坚持着为他们炒了花饭后，才接受他的邀请。

　　吃早餐的时候，我偷看了大卫，他眼神很坦荡。那天早上，大卫开车把我送到单位。所有看到的人都哗然———那是你新交的男朋友吗？就连小刘都不放过我。我坦率地告诉小刘，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从那以后，我一直期待着大卫的电话。希望他能主动约会我。那天晚上以后，我已经把他当作我的男朋友了。哪怕是和朱莉叶分享，我也不介意。

　　朱莉叶回来的时候，已经是秋天了。树叶一片片落下来。我的心就像铺了层树叶的人行道一样纷乱。我一直没有等到大卫的电话，大卫对我总是很绅士，眼神中看不出任何的暧昧来。那个晚上的事情，就像冬天的霜花，虽然美丽，化了以后却看不见任何的痕迹。可是，想起来心却会惋惜，却会作痛。

　　我几次想辞掉大卫家的家教。可那份收入对我真的很重要。另一方面，大卫的“健忘”又令我觉得受到侮辱一样的难过。有段时间，甚至每当看到朱莉叶和大卫恩爱的样子，我的心就像刀割一样。

　　既然如此，那个晚上算什么呢？那么我和大卫之间究竟是不是爱呢？

　　我希望那是爱。这样至少在我回忆起来的时候，我不会觉得有太多的尴尬。

　　问了自己很多次，我还是无法给自己一个确切的解释。我没有去问大卫，先是出于一个中国女人的羞涩，后来就是觉得没有必要了。

　　一场伤心的游戏

　　阿美的经历只是一夜情，说爱情或者恋情其实只是阿美想给自己一个交待。

　　一夜情是一个外来词，不知不觉中，它己经从电影中的情节，变成了我们身边的事情。对于一夜情，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JohnK．C．有过一番精辟的诠释：“一夜情主要是基于男女双方动物性的吸引，男女主角更多考虑的是对方的外貌、身体等非社会性因素，而忽略了恋人相处时应注重的主因，例如性格、品质、修养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夜情是一种社会退步的表现，是人向动物的一种退化。”

　　但不管怎样，存在就代表着一定的合理性。虽然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想充当第三者的角色，乃至非常清楚做第三者是一件苦多乐少的事，可依然有人愿意“飞蛾扑火”。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性成了爱的极限。把身体与另一个人分享，这是爱最好的表达方式。爱只是过程，而性是结果，性成了爱神秘的目的。身体的出轨就是爱的背叛。而现在情况开始改变了，一部分人仍然坚守着性与爱统一的观点，另外一部分人则认为身体的出轨只是一种需要，就像饭后要吃水果一样。

　　问题在于，英国人大卫显然持后一种观点，他只不过像是吃了一次水果，而中国女人阿美就不能这么释然，她还有着一些幻想，有着受伤的感觉。

　　女性关注自己的感受，正视自己的欲望没有错，就像都市里最新的流行语所云：“我忙，因为我有欲望。”但是对于女人来说，性的关怀，说到底也是一种情感关怀，心灵关怀。一夜情并不是没有情，而是这种情来得快，去得也快。武汉晨报讯（记者 罗帆）主持人王永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