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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第六期《人权》双月刊发表采访邢贲思的文章《在发展中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这是一个不错的文章标题，也是一个科学的口号和工作思路。可是文章中有许多根本问题值得推敲。 怎样认识解放后中国的人权进程？ 邢先生讲道：他最近看到一个资料，说“解放前在革命根据地曾经有个陕甘宁边区的人权条例，这说明早在建国以前我们对人权问题就非常重视。解放以后，无论是人权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践上的人权保障制度建设，我们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 我们的《人权》杂志是“中国第一份国际性人权杂志”。既然是国际性的，不是自吹自擂性的；既然是严肃的人权杂志，不是自娱自乐杂志，那么最起码的品格应该是客观、准确。不能自说自话。试问邢先生这段话它客观、准确吗？ 首先，解放前革命根据地的人权状况究竟如何，不能仅凭陕甘宁边区“有个人权条例”就轻下结论。王实味被处决，是不是在革命根据地？至于江西革命根据地同志之间彼此的清洗，不可胜记。 其次，人权条例并不是什么神秘高级的东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可以看成是人权条理，刘邦的“约法三章”，曹操的马踏禾苗者斩，李自成的各项军纪，都可以看成是人权条例。条例毕竟不同与实际，实际则正如《汉书·刑法志》所嘲笑的，“汉兴之初，虽有约法三章，网漏吞舟之鱼”。 第三，解放以后，人权成为资产阶级骗人的把戏，人权问题长期成为禁忌，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怎么突然变成“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反右”害死人，“大跃进”累死人，“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文革”十年整死人，这些能算是解放后做的“大量工作”，取得的“重大成就”吗？如果这些不算，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做了别的什么呢？ “十年浩劫”是中共中央认定的标准提法，既称“十年浩劫”，自然是摧残人权的十年，邢先生作为中共理论权威，您的“大量工作”和“重大成就”论是否有另说一套，不与中央保持一致之嫌？ 特别是邢先生所谓“实践上的人权保障制度建设”，我不知道“我们”都建设了什么样的保障制度。除了侵害人权的行为愈演愈烈，好像并没有建设别的什么。“我们”通常说1949年以后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试问人民到底当了多少家，做了多少主？他们是能做他们财产的主，还是他们能自由选择他们可心的单位领导和国家领导？他们经济上不能做他们财产的主人，政治上毫无选择自己的单位领导和国家领导的权利，他们当的什么家，作的什么主？ 解放后农民分得土地可以说是最大的当家作主，是最大的翻身解放，可是分得土地还没有暖热就有被合作化去了。所谓合作化，无论动机多么好，实际上等于是分来的土地又被剥夺去了。以国家行为剥夺土地的做法，给中国农民带来千古未有的大劫难，那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三四千万人。中国尽管是个灾害频繁发生的区域，尽管过去土地私有条件下农民被盘剥得非常厉害，可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饥荒饿死的人数也赶不上在土地国有名义下“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的人数。他们名义上是土地的主人，实际上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精神上的被摧残更甚，面对成囤成仓的粮食，尽管饿得要死，可他们连偷连抢的胆量都没有了。这是中国历史从未有过的悲哀。 以国家行为剥夺土地的做法，还给中国农民带来至今摆脱不了的身份歧视。在旧时代，乡下人与城里人只是职业区分，而在“翻身”后成为土地“主人”的时代里，种地不再是一种职业，种地人成为一种身份。这种身份让中国农民饱受损害半个多世纪，至今没有见解除的意思。 因而，邢先生说的“西方国家对目前我国的人权状况主要有两种评价：一是比较公正、客观的，认为建国以来我们人权状况在不断改进，人权保障制度在逐步完善”，在本人看来这评价根本就不“公正、客观”。“不断改进”意味着一步比一步好，而实际上更多的历史时期是波折、失误和倒退，而不是“改进”。解放以后中国人权状况的改进，断的时候比“不断”的时候多得多。 至于改革开放之后这二十多年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另一个话题，这里不予论及。 生存权、发展权与民主自由究竟是什么关系？ 邢先生说：“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比民主、自由等政治方面的权利更加重要，特别是对一些比较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在非洲，有些国家由于长年干旱，粮食颗粒无收，老百姓经常面临贫困、饥饿的处境，在那里生存权、发展权自然比其他人权更加重要。”这段话不是邢贲思先生个人的话，而是中国人权干部常说的套话。这实在是十分荒谬的一句话。 第一，发展中国家都曾经是西方的殖民地，它们之所以会变成人家的殖民地，之所以生存权和发展权被列强剥夺，最根本的一条原因就是它们是落后愚昧的封建专制国家。进入后殖民时代，它们独立了，可是生存权和发展权仍然命悬一线，仍然处于“发展中”，历史厄运并没有真正过去。为什么？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它们不长进，没记性，他们不民主、不自由，反民主、反自由。换言之，在前殖民地时代它们政治上不能与时俱进，抗拒民主、自由的大潮，所以成了亡国奴；后殖民时代，他们仍然抱残守缺，抗拒民主，敌视自由，在联合国的保护伞下混日子，苟且偷生，禁锢人力，摧残思想，所以至今仍然内外交困，生存岌岌可危，发展更是谈不上。由是观之，民主、自由等政治方面的权利决不是生存权、发展权的对立物，而是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一个不讲民主的国家，一个人民不能自由表达自己意志的国家，永远不可能有放心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过去我们常说，昏庸腐败的清政府导致亡国灭种之祸。这就意味着专制政治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杀手。可是在上面那段话的逻辑里，发展中国家只有专制才能保证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这就等于说，清朝的专制是亡国之因，今天发展中国家的专制是兴国之本。这究竟是逻辑问题、时代问题，还是理论家的居心问题？ 第二，即便是在“长年干旱，粮食颗粒无收，老百姓经常面临贫困、饥饿的处境”的非洲国家，民主、自由等政治方面的权利也是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先决条件。最贫穷的地方也存在分配，越贫穷的地方分配越性命交关，而凡分配就必然牵涉到公平与否的问题。物质越匮乏的地方，生存权越发系乎分配的公平程度。所谓民主、自由等政治方面的权利，本质上就是人民能够自由选择公平的掌秤人的权利。只有掌秤人公平，才能谈得上公众的生存。非洲非我所知，五八年“大伙上”我们是有耳闻的。据过来的老人们讲，村里天天有人饿死，可是村干部和管伙的却吃得白胖。我们想一想，当此之时，还有比村民们可以自由、民主地选择他们的村干部和管伙的更关乎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事情吗？ 因而，如果一定要说“在非洲，有些国家由于长年干旱，粮食颗粒无收，老百姓经常面临贫困、饥饿的处境，在那里生存权、发展权自然比其他人权更加重要”的话，也只能说：“在那里，一小撮统治集团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自然比一般老百姓的其他人权更加重要。” 无论是什么国家，民主自由等政治方面的权利都是确保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有力武器。发达国家之所以生存美满，发展顺畅，此无他，只因为它们民主自由等政治方面的权利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生存维坚，发展无望，亦此无他，这是它们糟蹋人民在民主自由等政治方面权利的报应。生存和发展越成问题的国家，民主、自由越至关紧要。将生产权、发展权与民主自由等政治方面的权利对立起来，认为不民主、不自由的专制制度才是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这是发展中国家理论工作者最耻辱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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