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说:各位网友大家好，现在是搜狐总编在线时间，我是特约嘉宾主持人曹鹏，今天我们很容幸地请来《环球企业家》杂志社的执行主编李甬先生，下面请李总把《环球企业家》的情况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一下。

　　李甬说:谢谢主持人，谢谢网友。《环球企业家》一个行业新闻杂志，它跟国内很多商业杂志相比，一个不同的地方它是以国际化为主题的，这个杂志到现在已经有了十年的历史了，最近三年是它发展比较快速的时期，也是它从市场运作的表现上讲，开始盈利也是这三年的时间。

　　《环球企业家》是如何处理有偿文章

　　主持人说:我的印象过去《环球企业家》是由全国作协主办的，由作协主办的一本杂志为什么会选择财经的定位？

　　李甬说:对。因为我是2001年初到这个杂志的，这个杂志定位于职业企业家的主题已经明确了。据我了解，是因为大概在九十年代初有过一个报告文学热，刚开始的时候主角更多地是作家、科学家，后来也是因为经济改革的关系，企业家就成了报告文学很大的一个对象。

　　主持人说:报告文学在八十年代是很红火的，在九十年代报告文学成为二类广告，涉及到《环球企业家》，我这么猜想，可能在创办之初为了创收，它认为写企业家是可以找到钱的，为了作协的文学基金会增加一个创收的渠道，其实这也无可厚非的。但是发展到现在，这种以写企业家的报告文学、访谈也好，收费是有偿的，在《环球企业家》是怎么处理和对待这个问题的？

　　李甬说:因为过去的这条路应该说是没有走通，所以大家采用更加职业、更加专业的方式来做。我们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的。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讲，从2001年开始《环球企业家》没有一篇收费文章。我们必须用更职业更专业的方式去做，才能够生存。我们报道对象尤其是客户的质量来讲，我们主要是两类，最大的一类是跨国品牌，另外就是国内做得比较高端的品牌，这些企业已经不可能用这种方式来操作了，大家会用比较专业的方式来做。

　　李甬说:广告客户投放我们的广告有非常严格的程序，通过广告公司，做数据和计划。应该说还是看中我们的读者群了。我当时也不在《环球企业家》，至于过去的那条路到底做到什么程度，很显然，今天那条路一定是走不通了。

　　主持人说:现在企业遇到重大的决策，比如上市，公关策划还会选择撰文的方式吧。

　　李甬说:肯定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把杂志作为长期的杂志来看，我们是拒绝的。我们宁愿放弃掉这条广告，抱歉，我不能去讲这个公司的名字，其实也不只一家。

　　主持人说:作为一个财经类的报刊，和企业和财富应该贴得很近了。俗话定一个“常在水边站，怎能不湿鞋？”职业操守或者职业的规范，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上面的老总会定一个比较阳光的原则，但是具体的操作，编辑记者不可能每个人都紧盯他，也不可能事事让它拿出证据来.

　　李甬说:我们在制作上做了设计，就是采编严格分离，我们的编辑是不接触直接的报道对象的，记者去接触，但是记者没有提出选题的权利，稿子怎么处理权利完全是编辑的。这是我们制度上的保证。另外一个也跟文化相关，只要我们发现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你进步得不快，不努力，在一定的时间内可以容忍的，但是一旦发生这种事情一定要离开《环球企业家》的。

　　李甬说:在文化上我们有评刊会，如果有类似这样的东西，不是很鲜明，把握得不太好，太赞赏这个企业了，没有保留，我们都是要批评，因为我们不断地灌输我们的理念，它就会觉得这是很低级的方式，它在团队里面没有尊严了。我们从制度的设计，另外从文化的强调上杜绝不好的事情。我不能保证说没有一点点，但是坦白说我们现在的杂志从工作重点的角度不再去防范这个问题了，这已经是我们解决好的问题了。

　　主持人说:现在中央主管部门把这个当做新闻宣传工作的一个重点，甚至是重中之重。反有偿新闻，我觉得这个现象最严重的是财经类的，包括中央电视台财经类的栏目和节目里面是很严重地存在的。你们《环球企业家》已经解决好一个问题了？

　　李甬说:对。可能跟我们杂志本身人数不太多，比较容易控制也有关系。

　　主持人说:现在有多少人？

　　李甬说:我们现在的采编有20多个人。

　　主持人说:经营全部包出去了？

　　李甬说:我们有自己的广告部和发行部。广告部和发行人员加在一起有20多个人。我们曾经为了避免广告客户和我们内容之间有可能产品的复杂关系，在有一段我们做得非常极端，广告部和编辑部都不在一个地方办公的。但是后来，整个编辑部的风气和价值观比较统一，这个制度建立起来以后，我们从公司管理的角度，2003年初编辑部和广告部才合起来办公，原来都在两个地方。

　　主持人说:是不是还存在一个薪酬和待遇的因素？

　　李甬说:当然有这个因素，我们有一个薪酬的标准，这种薪酬标准记者编辑要通过其它的方式获取利益的话，只有离开了。我们的薪酬水平可能要比别家的报纸好一点。

　　主持人说:好得多，好一倍。财经杂志报刊是国内最热的，作为财经报刊的采编人才不够专业化，达不到财经报刊应有的专业素质，专业的水平。你们现在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李甬说:这个现象比较正常，因为需求一下子超过了供给的速度。我们现在用人上，比如说你去挑人，我们还是去挑市场中相对比较好的人，我们立足于内部的学习。财经的知识应该说也不是非常神秘的，我们要能够用金融的工具做模型，我们的记者编辑可能十年也做不到，但去理解基本的知识，在讲故事的时候不至于对这个故事的理解造成困扰，这一点不需要特别特别长的时间。

　　李甬说:因为我们的杂志从2001年我过来开始重新组建采编团队，到现在2年多的时间，应该说大部分的人现在呆的时间都超过了两年，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不断地去学习，我想离我们读者想达到的程度肯定有距离的，这是市场现实，我们也得接受，想办法让他们也包括我自己比较快速地学习提高。

　　主持人说:你们在人才的学历背景上偏重新闻还是财经？

　　李甬说:我们偏重新闻。我是觉得其实经济类的媒体也曾经走过一个误区，到现在很多的媒体仍然在这个误区当中。大家一定要把媒体做到非常非常地专业，作为一个商业类的媒体恨不得指导大家去做生意，我觉得第一这是不可能的，第二这也不是媒体的任务。在我看来，媒体最重要的功能是一个社区，这些企业家的平台。我们希望告诉读者说，哪些企业和哪些企业家的表现是最好的，哪些有什么样的创新，我们希望把故事讲给大家，不希望指导大家去做生意。

　　李甬说:我们希望他的专业性理解这个商业故事没有问题，我们并不希望他专业到能够对特别复杂和特别具体的每一个商业的决策做一个准确无误的评价。因为记者这个行当，你的身份可以去请教，去学习，可以去参考别人的意见，可以引述别人的意见。专业的问题我们的基本考虑是这样的。第一是讲故事的能力，准确表达生动表达的能力第一位的，如果你有财经类工商管理的背景肯定最好了。

　　主持人说:在员工培训、进修，还有图书资料的购置你们是怎么安排的？

　　李甬说:我们还是有一个简单的学习机制，尤其是我们编辑层面的人，现在应该说比较多地在跟外刊学习，看到外刊上非常好的文章，大家会一起去碰。我们对自己的作品每个月都有一个评刊会大家会去看得与失。从资料上讲，因为我们更多地还是从外刊上去学习，好的外刊应该说都有订阅。从书的角度我们也有方便的地方，现在国内经济类出版的出非常非常地多，大家很容易去找到学习的来源。

　　主持人说:在制度和学习上有没有每月的费用安排？

　　李甬说:我们购买了道琼斯和路透社共同成立的一个数据库，那里面好的文章非常多，我们的记者都可以通过这个数据库去学习和购买的。我们可能是国内媒体里面他们的第一大用户。我们跟出版社之间大家有很多的互换，书就没有独立额外地去预算。

　　主持人说:外刊，世界财经媒体里面，他们能列为样板或者是重点研究效法对象是哪些？

　　李甬说:《福布斯》和《财富》。我们更多地学习他们报道的手法，学习他们讲故事的方式，题材我们完全是以本土的题材为主。

　　主持人说:这有一个矛盾，你们订的刊名叫《环球企业家》，要想做得名副其实是很难的，而且成本会非常高，成本太高了，环球的企业家一个国家采访一个，你们出国的费用就会是一个天文数字。

　　李甬说:现在有很多的企业家到中国来，中国已经变成了“热土”，这样我们的采访降低了很多。

　　主持人说:你们守株待兔。

　　李甬说:对，我们的国际报道操作比较多的方式。不管我们的名字叫什么，我们更多地是强调这个名字一个视野，是一个追求，我们还是立足于本土的企业和企业家的，立足于中国的。我们的报道内容是这样的排序，第一个并不是全球范围内的跨国公司，而是说跨国公司在公司的运营，在中国的故事是排在第一位的。

　　李甬说:第二位的是本土的一些有国际化的冲动，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比如说联想、华为、TCL、海尔。第三才是纯粹范围的跨国构思。第一，这我们比较实际的路线，也有主持人提到的成本的问题，从另外一方面讲，这样的内容跟中国本土贴切的内容才是中国读者最需要的。

　　主持人说:财经类的报纸跟杂志我觉得大致分三个类型，一类是说人的，人物英雄崇拜。还有一类是说事的，讲故事。比如说《传奇》或者是《企业报道》、《企业故事》。第三个类别是讲道理。在世界上比如说《经济学人》、《经济学家》是典型的代表，对道理讲得比较透。你们现在显然是定位在说故事和人。但在这个领域里面，国内实际上还是也不少竞争对手。

　　李甬说:对，非常多。

　　主持人说:你们认为和自己最接近的，或者是最逼近的上游和下游都是哪些？

　　李甬说:我们有一个独特的定位，导致我们没有最直接的竞争对手。如果说争夺广告客户的角度来看，所有的经济媒体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但是如果聚焦到一个特定的点，我们跟《财富》、《福布斯》中文版的区别，我们本土化的题材占到70％，他们只占到10％，这是最大的区别。和国内的杂志相比，跨国公司在国内的报道我们公司是最重的，第二对于中国公司的报道，我们聚焦在有国际化竞争力的公司上。

　　李甬说: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应该说跟其它的媒体，我还没有看到跟我们的定位是完全重合的。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是因为国内很多的媒体本身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识，他们很多还是什么都做的，从宏观经济，体制政策到一个行业的热点，到一个公司和人物的报道，甚至包括消费者的新闻都做。因为大部分的媒体自身的定位还不是很明确的，没有人跟我们撞车。

　　主持人说:有这样一个现象，中国叫《企业家》的杂志，我做过一个专门的调查，发现叫这个名字的不会少于20家。《东方企业家》、《企业家》、《中国企业家》，还有若干若干的《企业家》，《企业家与XXX》，会不会它们哪一个突然把自己定位在和你们完全重合的位置？

　　李甬说:很好，我们欢迎竞争。一个市场上如果你定位明确，别的不定位那么明确的时候，产生一个好处，你显得比较清晰，还有一个坏处，你很难去比较。因为你很难说你比别人好。因为我们在这个定位上坚持下来这样比较明确的定位，做下来有两年的时间，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别人跟我们竞争，别人会看得更明白哪家更好。

　　李甬说:我们从竞争的压力当中学到很多东西的，如果说大家都不去竞争，就像过去我们国内媒体的历史，媒体本身没有禁锢，自己本身也没有禁锢，我希望大家在一个定位清晰的水平上来竞争，我们是欢迎的

　　财经报刊领域的奇怪竞争现象

　　主持人说:财经报刊领域有一个很怪的形象，不少报纸是散装的杂志，比如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是散装的大版面的杂志，它们也构成了你的最直接的竞争对手，是不是这样？

　　李甬说:应该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更强，离我们稍微远一点，《经济观察报》离我们更要近一点。但是整个报纸和杂志的竞争关系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大家毕竟在产品的类型上还是有差别的。这个问题很新颖，我平时很少去思考的。我们从媒体和广告的两个角度的替代性我们没有很大的问题，比如说我要订一本杂志和报纸，广告客户也会作这样的选择。我觉得中国的经济类的报纸之所以不像报纸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没有一个发育完全的，可分析的大容量的资本市场。

　　李甬说:大家就觉得上市公司新闻，上市公司新闻没法作，觉得作了没有意思大家只能去做别的题材，就显得跟我们有点重了。随着情况慢慢改善，未来报纸和杂志的区别一定会分清楚。您提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尖锐，经济类的媒体产品本身互相的界定确实不清楚。

　　主持人说:你们现在的发行主要的渠道是哪些？

　　李甬说:我们现在基本上能够选择的渠道都在做，邮局、自办订阅，零售，包括数据库的一部分的赠阅，我们都在走，能做的都走。

　　主持人说:零售每期退货率有多少？

　　李甬说:因为中国的发行商还不是很规范，数据统计上有的统计周期不一样，有的干脆不是很配合。所以我们现在没有一个特别特别科学的数据。

　　主持人说:现在你们的市场战略，你认为没有人和你们完全地重合。但是在业绩的方面，在营业收入的方面，实际上广告的刊出量是可比的，你们在中国的财经报刊里边能排在什么位置？

　　李甬说:我们同行其它准确的数据我也没有掌握。

　　主持人说:还是有一些材料，比如财经。

　　李甬说:我们能够说的是我们今年的广告收入大概在一千两百万左右（月刊），应该说国内本土的财政类的杂志月刊超过我们的，我现在还不是很确切地知道。《中国企业家》是月刊，但是它的广告数字我没有确切的知道，但是应该不会超过我们，但也在差不多的样子。

　　主持人说:财经报刊有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以前也曾经发过几次评论。做财经报刊，尤其是做老总，有一种年轻化的趋势，这个里边包括《环球企业家》像你这种情况是典型的例子，还有《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刘总编，我跟它都是人大新闻系毕业的，我们也是为你们这么迅速地成长起来感到非常地高兴。

　　李甬说:谢谢主持人。

　　主持人说:你们是年少有成。现在有这样的悖论，财经本身是需要一个经验化的行当，它的经验和理性是站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它和日常的新闻还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讲《时代周刊》创办的时候，是很年轻，可以靠激情和闯劲去做的。财经的报刊还是比较沉稳的。比如说《华尔街日报》真正成功依靠的是比较老道的。这中间是不是你们作为财经媒介里边的少帅一派，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甬说:首先我们很幸运，因为这确实是国内比较特殊的现象。在美国是看不到的。

　　主持人说:对，永远不可能。

　　李甬说:应该说是因为经济类媒体飞速地发展，给年轻人带来了机会。基本上它在中国是新生的，市场化的经济类媒体，既然是一个新的，大家的经验都不多，所以年轻人的弱点显得不是那么突出了。大家只能去比较，我们觉得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从我自己的感觉来讲，确实有力不从心的时候。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多地经验，希望自己能够更稳重，这样的感受也是有的。既然无论是从主管单位还是投资人选择了你，你就必须得负起责任，希望成长快一点。

　　主持人说:现在在媒体里面做得真正成功的财经媒体大部分都有正规的大报或者是大的新闻单位的背景。比如说这有一个很怪的现象，人大新闻系的很多，比如说胡舒立，刘东华，南方报业的刘仲伟（音），现在在市场里似乎见不到做财经媒介做得很优秀的，但是是由比较边缘和次要的小报小刊出身的，这里面是不是有内在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呢？

　　李甬说:应该是有的。主持人您提的问题都非常新颖，我很少去思考的。最起码有两点，第一，在大报他可能最先感受到了市场先进理念的东西，他们接触市场的机会和层级也不一样，从自身的素质来讲，他们成长的机会要比小报要多。第二个，你的水平怎么样是一件事，别人发现你认可你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我理解有过大报大刊的人更容易被人认识和认可，它比较容易获得机会。

　　主持人说:那么把握机会做事情就得看自己了，综合实力。我的感觉在大的新闻单位出身的总体的素质普遍比较高的，不排除一些例外。

　　李甬说:我们一直觉得像《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在经济的领域人才最多的，包括《中国青年报》，我们也是承认的。

　　主持人说:财经类的媒介现在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被大家当成一个新的品种，但实际上经济类的报刊从80年代开始，国内已经很热很热了。有一个经济信息类报刊协会挂在全国纪协，我参加过他们的年会，他们请我去作过报告。我吃惊地发现，他们不认为自己是财经报刊。他们认为自己是经济信息类的报刊。

　　主持人说:很多经济信息类的报刊现在他们的市场处境实际上是很糟的。很多地方在办财经报刊，以市为单位，比如说青岛，青岛出版社办了叫《青岛财经日报》，是不是也会对你们这种全国性的财经杂志形成一定的冲击呢？

　　李甬说:从普通的经验上来讲，经济类的媒体基本上是两个产品，一个是真正的财经信息，跟金融相关的。另外跟企业、企业家故事企业运营相关的两大产品。跟金融信息相关的现在越来越是全国市场的，很少有地方性的金融产品了。从企业和企业家故事的角度，基本上现在的企业和企业家的明星肯定有地方性的，但是全国性的应该说也在迅速地产生。

　　李甬说:坦白地讲我也没有具体地看过地方类的经济类的媒体，我觉得即使它生长在地方，它势必也要向全国发展。因为经济类的信息和故事地域性是不强的。（主持人：和消费不一样。）地方性的媒体唯一能够做的，我觉得是服务类的，消费类的。其它的从主流的产品上讲，未来一定是全国星的仍然是经济类的媒体主流的产品。

　　我们愿意做寻找读者这样的事情

　　主持人说:现在有不少的杂志都上飞机，成为舱上读物，你们是不是也上去了？

　　李甬说:对，我们在中国国际航空，汉莎航，荷兰皇家，澳门航空等等。

　　主持人说:在舱上大部分是赠阅吗？

　　李甬说:对。

　　主持人说:占多大的数量？

　　李甬说:四、五千份。

　　主持人说:那是很大的开支了，你们的杂志是每期20元。

　　李甬说:大家都觉得那是一个重要的市场。我们杂志最困难的地方是在于说你怎么把这些读者找出来。

　　主持人说:寻找读者是财经类报刊和所有的报刊最核心的环节。

　　李甬说:飞机聚合的人群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特点的，我们最大的不在于印刷的成本，在于寻找的成本。我们愿意做寻找读者这样的事情。

　　主持人说:你们是作为一个长期的工作了？走向航班，除了航班以外，类似这样免费的寻找读者的投入还有什么表现形式？

　　李甬说:我们在很多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免费赠阅。数量不一样，一般的地方是两本，我们希望读者不要拿走，希望更多地人看到。一些证券公司的大户室，一些比较高档会所的陈列室，甚至包括一些健身俱乐部都要做这样的工作。

　　主持人说:总量占多少？

　　李甬说:我们在上海和北京做，其它城市很少做。上海和北京每一个地方每一期大约是两千本。

　　主持人说:开支很大了，你每个月有一万本的免费投放数量。在整个的运作中只能是寄希望于广告的回报了。

　　李甬说:对，现代媒体主要的应力模式对广告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这也是一个趋势。

　　主持人说:广告这块你们采取代理制吗？

　　我们的广告里面没有免单　　　

　　李甬说:我们自己做。

　　主持人说:这种封面，每期封面是一个主打的故事，封面人物，这个算广告吗？

　　李甬说:不算。

　　主持人说:其余的三封都是广告包出去的？

　　李甬说:对，广告版面肯定是广告。

　　主持人说:你们现在标准的内页广告是什么价格？

　　李甬说:七万块。自己来经营。业务人员都是自己的。

　　主持人说:怎么样来管理和激励业务人员？

　　李甬说:我们跟其它的媒体没有太大的区别，有底薪和佣金。

　　主持人说:底薪是多少？

　　李甬说:也是分层级的，有业务员和经理，我对经营的管理不是那么具体地去管理，我们有自己的广告总监，有发行总监，还有运营总监。这两块收入对于一般的业务员来说应该是并重的，底薪和佣金收入大体上是1＋1的关系。

　　主持人说:你们在客户资源的维护上怎么安排的？交给业务员还是杂志社统一安排？

　　李甬说:我们杂志社本身会维护一定的客户关系的。我们每年有广告的年会，其它的具体的广告人员维护客户比较多。

　　主持人说:开支呢？

　　李甬说:对于这样的客户关系的维护，我们基本上是他自己去决定的，我们针对于每个人不同的预算是没法做的。我们给你一个提成，觉得自己需要投入多少，由它自己来判断。因为很难。我们从公司的层面上讲有统一的客户关系的维护，比如我们到了一定的节庆的时候发贺卡，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活动，参加我们的论坛，参加我们的年会，至于其它的日常的维护还是广告业务员自己去维护的。

　　主持人说:在你们的广告里面有多少免单呢？

　　李甬说:我们可能确实规范一点，我们没有免单的。并不是出于我们有什么样的清高和骄傲，主要管理的问题，如果你给一个客户免单，这对其它的客户不公平。我们非常非常严格，我们定死了，因此我们可能会失去一单广告，这是肯定的。但是从长期看，我们更在意的是我们统一的形象和对客户的公平，而不是具体哪一单的广告。否则的话那样的话你会发现做不过来，确实是不公平的。

　　主持人说:你们所做的每期有一个封面人物和报道是一个主打的项目，一般投入多少的人力和时间？

　　李甬说:这不是特别地好讲，要看机缘。9月份“伊莱克斯中国换水”那篇文章有两个记者，关注了很长的时间，现在我们是一个月的工作周期就能完成，但并没有设定一个标准。

　　主持人说:现在很多的财经报刊做很多的论坛会议，比如说财经论坛，财经，中国企业家，二十一世纪财经报道，都在做相关的报道，我们没有发现你们有这样的表现。

　　李甬说:我们出了三本《环球企业家》的从属。我们在这方面没有花很大的力气，但是我们对这块是非常非常有兴趣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拥有书号，现在余地就非常小了。一个杂志社发展到我们的程度，应该说也累积了一些资源。但是之所以我们没有花很大的力气去做，主要是许可方面的原因。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品牌，你合作出书有很多人在做，但是不能拥有自己的品牌，我们就考虑时间的经济比较多了。

　　李甬说:从论坛会议的角度我们做得比较少，我们对培训是基本不做的，我们觉得媒体的理念不是培训。但是对于论坛这样的东西还是非常有兴趣的。我们从03年开始做了一个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双月沙龙”大家在一起讨论，基本上是这些公司的高管在一起讨论，我们准备把这些方式慢慢放大，也准备做一些别的主题的论坛。我们明年想做一个与跨国公司大型的年会，都在计划当中。

　　主持人说:中国现阶段是媒介市场中原逐鹿的时期，出现了很多的机会，很多的报刊在洗牌改组。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里面很多的杂志它的老总都是报社出身的，包括我本人，我在《经济日报》，我过去在《工人日报》，后来我们今年办《中国书画》的杂志也是。别人就问我为什么你们这些办报的都这么热衷搞杂志，我觉得这好象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当这样多的一大批报纸出身的人都在纷纷做杂志的时候，里面还是有一定的规律性和道理的。你是怎么看的？

　　李甬说:还是因为有这个需求，杂志产品，如果是一个特别初级的媒体市场的话，可能还是哪种定位比较明确，杂志总地来说还是一个细分市场的东西，中国的媒体消费市场开始细分之后对读者的需求越来越大了，也培养了大批的人才。获得操作一个杂志的机会要比获得操作一个报纸的机会要容易一点，无论从报号、刊号的据别，还是从资金量的区别。

　　主持人说:中国有两千多家报纸，有八九千家杂志。我总觉得做报纸有机是大报都是日报，做日报的概念上总是以天为单位去采编的，甚至是以小时为单位。而杂志相对来说，比如月刊，《环球企业家》也好，或者是我们《中国书画》都是以月为单位，这个时候我感觉办报出身的人难度和工作压力就减轻了。

　　主持人说:原先他日复一日地在紧张，现在是一个月一次，现在好象很从容。反过来我问办杂志的人，现在做报纸，它说太累了，天天要完成。一个成功的报纸每天处理的文字量差不多十几万二十万字，和一本杂志在工作量上是一致的。总编在判断和选择评价的工作量应该是一样的。但是一个是在一个月之间完成，一个是一天晚上完成。一个大的日报，当天晚上总编要逐一地过目，他要看大样。

　　主持人说: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刚才《环球企业家》杂志的李总给我们做了很好的介绍，做了对财经杂志的运作以及《环球企业家》运作模式、经验做了很好的介绍。希望大家能够各抒己见，以后更多地关注财经杂志。

　　李甬说: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搜狐网友。《环球企业家》总地来说还是一个年轻的媒体，所以，也欢迎大家有任何的建议和意见来跟我沟通，也希望大家支持《环球企业家》。谢谢！

　　主持人说:今天的访谈到此结束，谢谢李总和各位网友的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