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记者 董小恒　张瑜华

　　66年前的今天，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几十年过去了，战争创伤依旧使历经那段历史的人们痛苦不堪，同样，在广袤的大地上，日本侵华所留下来的战争遗物仍旧是人们难以预测的隐患。

　　日本应承担收拾战争创伤的责任。

　　1992年，由人大代表、律师王工领衔的38名人大代表向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出对日索赔议案，被中外媒体誉为“世纪议案”。自此，中国的民间受害者在过去的10年间纷纷拿起法律的武器，对日开展了“南京大屠杀案”、“从军慰安妇案”、“强制劳工案”、“使用细菌毒气案”等系列索赔诉讼。虽因多方面的原因，这些活动大多归于流败，但是，这些来自民间的努力者依旧是屡挫屡战，愈战愈勇，愈战愈智。

　　在对日索赔的漫漫求索中，众多有识之士勇挑联合、理性和务实这三面旗帜，身体力行，推动着对日战争索赔运动持续向前发展。

　　联 合

　　9月18—20日，上海师范大学将在该校教育国际交流中心举行“日本侵略亚洲战争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就“南京大屠杀案”、“从军慰安妇案”、“强制劳工案”、“使用细菌毒气案”等战争索赔问题进行为期三天的研讨。

　　昨天下午，此次研讨会的发起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上海师大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接受了早报记者的专访。

　　希望国际联合起来

　　“我们召开这次学术研讨会，主要是总结回顾亚洲各国近年来在解决日本法西斯战争遗留问题的经验，规划协调各国在对日战争运动的统一行动，并就成立一个国际性的协调组织的可行性进行商讨。”苏智良教授开宗明义地阐述了此次研讨会的内容。

　　此次研讨会共邀请了100多位来自朝鲜、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美国以及中国内地、中国台湾与中国香港等国家与地区的受害者以及国际法专家和学者，NGO（非政府组织）也派出代表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据苏教授介绍，目前各国在对日战争索赔问题上均已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但是诉讼的难度依旧很大，尤其是日本政府对前法西斯政权对亚洲各国犯下的罪行进行否认，导致一些案件在进行赔偿诉讼时卡壳。到目前，几乎所有的诉讼均被日本驳回，使得战争赔偿问题一直停滞不前。

　　这已经成为受害各国在这一事情上面临的共同问题，客观上也需要受害各国联合起来，通过磋商和协调一致的努力来解决一些共同面临的问题。上海师大召集这次研讨会的一个宗旨也就是希望亚洲乃各国联合起来，共同解决这一难题。同时，这次会议的一个重点也就是将一些专家、学者以及受害者本人召集起来，对这些现象进行分析，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和办法。

　　民间力量要形成势力

　　在谈及民间运动对于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推动作用时，苏教授说：“这些来自民间的力量和活动，将在舆论上造成声势，加速这个问题的解决。目前对日索赔诉讼的难点在于日本政府否认罪行，更不用谈赔偿问题。”

　　据苏教授介绍，目前日本国内正在筹划一个《关于战争问题的赔偿法》，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最终还得看它是否有助于推动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进展。

　　在谈及此次研讨会的意义时，苏教授说：“再过两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张战争胜利60周年，届时亚洲乃至世界将会有一个反战运动的高潮，我们这个研讨会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

　　另外，记者还了解到，自今年开始，上海师大“慰安妇研究中心”的研究领域将由慰安妇扩大到整个日本侵略战争责任问题。

　　“我们的研究仅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主要还是放在确认事实上。”最后，苏教授也表示，“对日索赔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得依赖于诉讼这条主渠道，在于法院的最后判决。”

　　理 性

　　略见焦虑的脸上透显一股坚毅，这使记者立时就认出了这个被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称为“只要有两个王选就可以让日本沉没” 的女人；可是，采访刚一开始，我又发现我面前这个坚毅的“女斗士”并非完全像人们传扬的那样锋芒毕露，而是在尖锐之中透着那么一股韧性和智慧。

　　联合应当基于理性

　　对于联合问题，王选认为，联合是一种趋势，他有助于联合各方面的力量，但是应避免在一些国际联合上的门户之见，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同时，国内也可在联合问题上进行一些探索，首先“细菌战”、“从军慰安妇案”、“强制劳工案”等要各自联合起来，最终实现一种“大联合”，否则，就会出现“一锅粥”的混乱局面。

　　在采访时，王选一再表示若是以一种盲动的民族主义的行为去惩戒另一种因极端民族主义所犯下的过错，那么二者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在王选看来，与其用一种不理智的行为去解决战争遗留问题，还不如采取一种更为务实一点的手段去解决索赔问题，而不是盲目地凭借一股民族主义的勇气企求解决问题。

　　“如果我们过多地将注意力放在这个问题（民族主义的仇视情绪）上，往往就会忽视自身，我觉得一个更谦虚的、更有风度的做法是应更注重我们的自身，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我们中国社会应有什么责任？”

　　希望获得更多支持

　　王选认为，我国目前对日的战争索赔发端于民间的努力，这有着它的必然性和有利因素，而且这一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对日索赔运动的发展，但是，直至今天，中国除了一些研究性机构（从严格意义上讲，研究性机构是不适宜来从事一些实务的）外，尚没有一个真正的社团组织或机构来对这种力量来积极引导并汇聚成一股理性的力量。目前，国内要有组织、有针对性成立一些社团组织，使这种来自民间的分散力量在一种有序的轨道下凝聚，推动对日战争索赔问题运动向前发展。这一问题更为迫切。同时，有组织的行动有助于建立一种秩序，避免分散行动所产生的混乱和无序。

　　在王选的观点看来，在对日索赔上，诉讼的主体应当是受害者本人，受害人应当始终站在一线。但是，由于中国的这些受害者大多又处于一种相对弱势状态，极需社会的帮助。

　　因此，中国的专家学者应该勇敢地站出来，利用其所学的专业知识和自身能力去帮助，支持我们的对日索赔事业。因为战争的受害人相对来说，处于一种弱势地位，需要来自社会各个阶层。

　　另外，理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群体在对日索赔时，要充分认识到时空的转换以及其中的作用，不能以一种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来替代一种理性的战争索赔。

　　对日索赔是恰当时期

　　在对日索赔上，王选认为：“历史问题不解决，对日本更为不利，因为这笔战争债务是日本欠人家的。日本要成为一个（政治上）正常国家，它就必须要解决这个历史问题，否则，它在政治上永远都无法翻身，中日关系也就不可能能够得到很好地解决。从这种角度上讲，日本人民的内心更加希望解决这个问题。”

　　日本司法机关对一些主体事实已经做出了基本认定，

　　在以前日本经济最高潮的时期，日本的民间力量就已经开始研究和探讨

　　同时，王选认为现在也已经到了日本解决这一问题最适当的良机。“如果日本错过这个恰当时期，他将付出更大的代价，对日本前途非常不利。”

　　王选认为，“最恰当时期”是指目前中国及亚洲其他受害国家的经济发展还不是很发达，若是到了经济高潮时期，赔偿问题将更加难以解决。而这个历史债务又是无法逃避的。

　　对此，上海师大苏智良教授也也有同感。他认为：“日本正在千方百计地跻身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这则意味着要承担更多、更大的责任。如果连最起码的战争责任都不想承担，又怎么承担起常任理事国的重任。”

　　务 实

　　9月5日，上海市8名二战赴日劳工（以下简称“赴日劳工”）正式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诉，要求其当年所在的日本企业支付总额为800万元的受害赔偿。这是迄今上海市高院第一次接到赴日劳工联名索赔上诉案，上海高院因此也成为继河北、山东、南京、浙江之后第五个接到上诉请求的地方法院。

　　我们所能做到的

　　9月10日下午，记者来到上海天宏律师事务所，采访了上海赴日劳工的委托律师、“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研究中心”法律顾问———朱妙春律师。

　　“我仅仅是做了些我们律师能做的事”。一句简单的话语，朱妙春律师开始向我们讲述了他代理劳工诉讼的过程。

　　朱律师代理劳工诉讼开始于担任“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研究中心”法律顾问。

　　2000年年底，苏智良教授对朱律师谈起了慰安妇索赔一事，在听了朱教授的描述之后，朱律师义愤填膺，拍案而起，当即表示愿意为这些受害者义务提供法律援助。

　　在对这些受害者进行“证据保全”公证后，一些赴日劳工慕名前来，寻求法律援助。“我们天宏律师事务所愿意无偿地为二战中国劳工提供法律帮助！”朱律师的一句话更加增添了老人们的信心。这样，朱律师就开始了近三年的证据求索及公证工作，足迹几乎遍及整个上海市，行程数千公里。

　　“所幸的是首起8名劳工上诉的前期工作终于得以完成并向市高院上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预示着这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

　　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董国忠老人说：“我当时是从异地的报纸上得知了这件事（朱律师代理诉讼）后，觉得这件事情有了希望，就与肖维忠、唐文清两人一同找到了朱律师，请求他替我们打官司。尤其是朱律师在南京找到了我们的名单后，就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心，现在仍希望朱律师替我们打下去。”

　　“2002年4月26日，日本福冈法院判决15位中国劳工胜诉。这一喜讯使得沉寂了几十年的老人们倍受鼓舞。一时间，老人们或结伴而来，或家属陪同，仅5月13日上午就来了8个老人，一些家住在外地（像江苏、安徽蚌埠、河南商丘等地）的老人也纷纷来函来电要求法律援助。到了9月份，已有56位老人与我所取得了联系。”讲起这事，朱律师仍是兴奋不已。

　　证据保全公证化

　　“证据保全公证化”，是朱律师在代理对日劳工索赔证据保全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也是国内最早采用这种方法进行劳工索赔案件证据保全的律师之一。

　　“证据保全”是指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在证据可能灭失和以后难以取得特殊情况下对证据采取固定保护的一种措施。

　　“早在为慰安妇诉讼代理时，我就一直在考虑证据保全的问题。”朱律师向我讲述了他进行证据保全公证的观点，“现在，这些当年受迫害的老人都已处耄耋之年，随时都有可能去世，‘证据保全’的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以文字资料、录像（音）、第三者证词等形式，通过公证处公证将事实进行锁定，为今后的诉讼提供第一手资料。”

　　在诉讼策略上，朱律师最有名气的还是他的“三个口号”———对日索赔是中国人的事、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律师团、要力争在中国法院有管辖权。

　　就上述三个观点，王选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朱律师的观点在法理上是讲的通的，不管是国内法还是国际法，都有相应的法律依据。

　　苏智良教授也表示，此次研讨会将就这一问题做专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