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地处荒僻的海边小镇。爵溪，隶属宁波象山县，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20多年前，爵溪的渔业资源就已经枯竭；“渔佬儿”想上岸种田，人均耕地却不足0．16亩；打石头卖黄沙，也无法维持日常生计。恶劣的自然条件一度将爵溪人逼到了绝境。

　　谁也没想到，时至今日，这座曾经无财源、无能源、无资源的“三无”小镇，竟一跃而成全国最大的针织品出口基地之一。一些大的国际品牌，范思哲、圣罗兰、阿迪达斯、恩宝等，都将爵溪作为它们某些系列的定牌生产基地，也许今天上海时尚人士身上的某件名牌服装，它真正的产地就在相距不远的宁波爵溪。

　　2002年，居住人口只有1．4万的爵溪镇，工业总产值达到60个亿，外贸出口30个亿，上缴税金1个亿，人均纳税更是高达6000元。以针织服装为主的多个门类的产品，销往世界9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具草根特性的民营外向型经济，不仅使昔日失去退路的爵溪绝处逢生，更让今天的新爵溪充满勃勃生机。

　　“嫁女不嫁爵溪郎”

　　现在从爵溪去宁波，走高速，穿隧道，车程不到两小时，但是在20年前，这段距离爵溪人却要走上一整天，再往前到50年代，去趟宁波路上要用去两天半。特殊的地理环境，多少年来把爵溪人围困在一个狭小的海边山坳里，无论走陆路还是走海路，与外界的沟通极其不便，由此也形成了当地一种特殊的方言：爵溪话。

　　根据语言学的划分，华东地区基本属于吴语系，但爵溪是个例外。爵溪话兼具北方方言与吴方言的特点，是种南腔北调式的特殊语言，这种方言的形成，与爵溪闭塞的交通条件也有着莫大关系。明代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为防倭寇侵袭，爵溪设立千户所，戍守官兵都是来自北方的中原人。

　　官兵服役期满，却因山阻海隔，难回故里，大都在城里定居下来，直到今天，这里的很多老人还自称“所里人”。到了清代，爵溪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渔埠，福建等地的渔民开始大量涌入，南北居民杂处一起，逐渐形成了这种独一无二的“爵溪话”。

　　清至民国期间，盛产大黄鱼的爵溪商路渐开，鱼汛时鱼货和百货就地交易，鱼行、米行、烟杂、药铺等店随着开始。在解放初期，爵溪的大小商号摊贩近30家，从业50余人，依托海洋渔业形成的“渔商文化”开始出现萌芽。

　　但是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掠夺性的捕捞对当地的渔业资源造成严重破坏，使得一直靠半年捕鱼、半年卖鲞的爵溪人顿时断了活路。63户镇民不得不迁居别处，砍柴、开荒、打石头，日子变得越发艰难和窘迫。爵溪成了典型的“穷山恶水”之地，本地的女子争相嫁到了山外，留下了“嫁女不嫁爵溪郎”的苦涩记忆。

　　轿抬师傅来办厂

　　“今天的爵溪经济，其实就是老百姓经济，是靠老百姓自己创业干出来的，它的前提就是改革开放。”象山县爵溪街道工作委员会书记邱金岳告诉记者，爵溪从前地处海隅，人迹罕至，天高皇帝远，老百姓从来就没有等、靠、要的习惯。穷则思变，爵溪人要为濒临绝境的自己重新谋一条生路。

　　70年代中期，一些生产小五金、麻袋、手套、袜子的村办小厂开始建立起来。为了集资办工厂，爵溪人卖完渔船卖家具，光是雕花七弯眠床就卖掉了120多张。将近30年过去，创业初期的艰难，让浙江巨鹰集团副董事长、党委书记周金梅至今想起仍旧记忆犹新。周金梅从部队转业回来，爵溪人大多已开始靠打石头做泥水匠维持生计。他和14个同乡一起办起了一家五金小厂，为常州无线电厂生产配套插头。

　　“为了盖厂房，厂里所有的人每天必须挑担黄沙来上班，下班背袋石头回去打。除了屋顶的瓦片和席子，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干出来的。即便如此，有段时间连续10个月发不出工资，一起创业的乡亲跑了8个。”

　　有了厂房没技术，爵溪人又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有能耐的上海师傅身上。“我们这里交通不便，上海师傅乘船到宁波，然后乘车到丹城，到爵溪还有2个多小时的山路，我们就用轿子把师傅抬进来。要活命，就要拿出打石头的一股狠劲。”周金梅说，以前只听说地主坐轿子，可现在工人们为了生活，心甘情愿为上海师傅抬轿子。日后爵溪的第一代企业家中，有的正是当年汗流浃背的轿夫。

　　外向市场的际遇

　　日后成为爵溪经济支柱的针织服装行业，在70年代末在当地还处在非常原始的阶段。捕渔业延伸出的织网业，当年在爵溪由渔转工的过程中开始发挥作用。爵溪人最先是从麻袋、手套、袜子等最初级的编织业起步的。真正开始从事服装加工，是在80年代以后。

　　爵溪的黄鱼鲞是江南名产，俗称“爵鲞”。过去每年到了休渔的季节，爵溪人就背着鱼鲞到宁波、绍兴、上海等地去贩卖。上海和绍兴，都是中国的纺织业非常发达的地区，在贩鲞的过程中，爵溪人发现当时的晴纶服装在市场上很紧俏，生产这种产品技术低、投入少，进入相对比较容易。想到了就做，贩鲞人把几台上海人淘汰的旧机器抬回爵溪，开始生产晴纶衫裤，爵溪劳动密集型的针织行业由此发轫。

　　1983年，爵溪开始推行厂长集体承包责任制，放宽政策，成立了综合性的的实业公司，形成镇、村、联户、私营企业四个轮子齐头并进之势。到了1985年，爵溪的工业生产总值首次过亿，成为宁波第一个亿元镇，跻身全国38个超亿元镇的行列。1986年，由于国内市场疲软，爵溪转产全棉针织外贸产品，开始主打国际市场。

　　由小五金转向小纺纱的浙江巨鹰集团，一直是爵溪乃至象山针织行业的龙头老大。1978年巨鹰已有1万只纱锭，无奈国家不承认，随后便再次转向针织行业。如今的巨鹰已是一家大型企业，资产总额2．5亿，注册资本5000万，员工超过2000人。华伦天奴、耐克、公牛、海耐斯都曾在这里定牌生产。

　　“我们当年是抬着轿子请上海师傅，如今是开着小车请上海师傅，在待遇上也已是今非夕比。”周金梅说，去年请来的上海师傅，月工资3500元，另外企业还给办妥各项福利，以及50万的干股，“目前他的主要工作，是公司ＩＳＯ9000的管理。”周金梅说。

　　从前打石头的周金梅，现在已近退休年龄，他还兼任着公司的工会主席。他和许多爵溪的企业家一样，除了工作在爵溪，娱乐在附近的松兰山度假村，居住在十多里外的丹城。几年前他已搬进居住面积300多平方米、外带300多平方米大花园的别墅中。“中央党校的领导参观了我们爵溪镇和别墅区，很是感慨：‘这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形象啊。’”周金梅笑呵呵地对记者说。

　　在象山县针织行业中，紧随巨鹰其后的是宁波甬南针织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承志是在爵溪本土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企业家，1979年他高中毕业刚进厂时，这还是家处在创业阶段的村办企业，总共只有40多人，而今公司的总资产规模已经达1．9亿，净资产为5000多万，今年自营出口将突破3000万美元，员工有1200多人。

　　在爵溪的大小企业中，甬南公司有张非常特殊的营业执照。1987年11月10日，甬南与澳门南光等几家境内外企业宣告成立合资公司。时值宁波刚刚被批准为计划单列市，甬南针织有限公司恰好就成为了被批准的第一家合资公司，拿到的营业执照是001号。

　　“当时南光在国内投资的不止我们一家公司，还有很多规模、效益、名气都比我们强的国有企业。”张承志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南光公司在国内投资最大的感触却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南光负责人来爵溪考察甬南时，对企业运营状况还是比较满意的，可就是觉得交通太不方便，那时爵溪隧道还没通，过来的话要翻山越岭，他们开玩笑说，这是什么鬼地方，今后再不来了。”然而南光与甬南的合作一直持续至今。

　　当时甬南是南光在国内投资的最不起眼的一家公司，只投了100万，如今，南光从企业拿走的分红就已有700万，企业的净资产中还有它700万元的股份。“机制活，能吃苦，有恒心，讲诚信，是爵溪针织业能迅速成长起来的主要原因。”张承志说。

　　外向型的市场因素，使得甬南从企业经营方式、经营意识以及管理方式，都出现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我们做定牌加工，国外公司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要求。”张承志告诉记者，最早一家美国服装品牌公司要来考察甬南，他还以为就来看看他们的生产能力，财务状况，没想到他们从安全通道、劳动防护用品、工人的工资待遇、工厂的医务室等设施，事无巨细，一一讯问。

　　这下让张承志开了窍，按照外商的要求，一切配套设施一一落实，不仅提升了企业的形象，优化了内部结构，更给接踵而至的外商增添了信心。十几年下来，甬南生产过的世界各地的品牌有数百种，迪士尼、小脚板、佐丹奴、恩宝、阿迪达斯都曾是，或者现在仍旧是他的客户。

　　爵溪精神

　　以巨鹰、甬南为先导，爵溪的外向型针织业在90年代以后，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1990年，爵溪以创汇4624万美元的成绩，被誉为浙江省出口创汇第一镇，同年被国家民政部评为“中国乡镇之星”。2002年，爵溪已具备了3亿件成衣和3．5万吨面料的生产能力。从棉花进来，到国际品牌出去，爵溪针织业的产业链已经锻造完成。

　　“爵溪目前已形成外向型针织服装业的集群经济，这一特征非常明显。”邱金岳书记告诉记者，爵溪现在销售额过千万的企业有100多家，已经具备了资本积累的先发优势，以及块状经济的集群优势。此外，爵溪的针织产业在国际市场还具有比较优势。“我们的纺织劳动力价格，是日本的2．8％；是美国的5．6％，是台湾的8％，非常具有竞争力。在此基础上，爵溪将以原有和正在新建的工业园区为主，打造一座国际针织工业城。”

　　在宁波，爵溪是当下民营经济最活跃、也是最发达的小镇。有人在渔商文化的基础上，为独特的爵溪精神进行提炼：海洋般开阔的胸怀；风里来浪里去的艰苦拼搏的干劲；赶潮人抢占机遇的意识；大海船队作业的竞争与合作。说到底，这就是一种坚韧而执著的草根精神，经冬不枯，拔心不死。(撰稿／杨艳萍  陆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