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 5月24日，日本参议院在继众议院之后，通过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三法案，即《周边事态安全保障法草案》、《日美相互提供物品及劳务协定修正案》、《自卫队法修正案》，为日本军事力量走向世界、干预地区事务提供了法律依据，从而引起周边国家的极大不安，也为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增加了新的不利因素。

　　一、日美安保的历史演变

　　1952年生效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例如规定日本向美军提供军事基地，但没有明确美国对日本防卫承担的义务；动用驻日美军由美国自行判断决定，日本方面无权过问；日本不经美国的同意，不得给予第三国以驻军、演习和军队通过的权利；驻日美军可以根据日本的要求镇压日本国内的“暴乱”等。

　　1960年日美两国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进行了修改与补充，在表面上日本与美国处于对等的地位，例如明确规定美国对日本承担防卫义务以及日本对日美军提供基地的义务，增加了条约的有效期为十年、政治经济合作内容以及动用基地的事前协商制度及限制性内容，删除了驻日美军根据日本的要求可以镇压日本国内“暴乱”以及不经美国的同意，日本不得给第三国以驻军、演习和军队通过的权利的内容等。但在新修订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中，第六款规定美国在日本的驻军不仅是为日本本身的安全，而且也是为“远东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对“远东地区”的范围，日本政府在1960年 2月26日解释为“大体上为菲律宾以北、日本及其周围地区，也包括韩国及中华民国统治下的地区”。

　　70年代中期，针对远东地区美国整体势力的衰弱以及苏联军事力量增强的状况，日本在加强自身防卫力量的基础上，积极谋求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具体化和有效化。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协商，日美两国在1978年制定《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简称“旧指针”），就防止侵略、日本遭到武力攻击以及远东地区发生对日本产生重要影响的事态时作了具体的规定：

　　第一，双方为预防对日本的武装入侵，应建立有效的防卫合作态势。一方面，日本应在自卫所需范围内，保持适当规模的防卫力量，并确保美军稳定而有效地使用日本的基地和设施；另一方面，美国要在保持核威慑的同时，在前沿部署应急部队，并保持能够及时增援日本的其他兵力。此外，双方应采取必要措施，建立起情报交换、通讯联络和后方支援体制，加紧研究制定联合作战计划，适时举行联合演习和训练。

　　第二，当日本受到武力进攻时，对小规模的侵略，由日本独自排除；日本独自排除有困难时，由日美共同排除之。作战分工是，日本负责领土及周边海域、空域的防御作战，美国负责攻势作战及对日支援作战。

　　第三，在远东地区发生危机日本安全的事态时，日美双方要进行密切的合作，随时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磋商，并事先研究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日本为美军前来支援提供必要的各种方便。

　　在上述三项内容中，第一项有关“建立防止侵略于未然的体制”和第二项有关“当日本受到武力侵略时日美采取联合措施”，由于这两项主要涉及自卫队和驻日美军的合作问题，所以到1984年时，双方已经制定了相应共同作战计划，但第三项有关“远东发生不测事态时日美进行合作”只是笼统地提出日本要给美国“提供便利”，但提供何种便利，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尽管如此，该指针的制定，不仅使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带上了军事同盟的色彩，而且也加快了日本增强军事力量的步伐。

　　1996年 4月，日美两国首脑发表《日美安保联合宣言》，声称日美两国将对18年前制定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进行修改，两国将在“日本周边地区”发生不测事态时加强防卫合作。1997年 9月日美两国有关部门完成了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改，公布了“新指针”。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主要内容也为三项，即平常时期的合作、对日本进行武力侵略时的合作以及日本周边地区发生不测事态时的合作。特别是对最后一项作了详细的规定，即在日本周边地区发生“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有重大影响”的事态时，第一，日美两国战时援救难民、海上搜索、撤离非战斗人员等的各自行动；第二，日本在提供自卫队以及民间设施、为美军运输战争物资、后勤服务等方面与美国军队进行合作；第三，日美在收集情报、警戒监视、扫雷等方面进行合作。为落实“新指针”所规定的具体内容，日本内阁在1998年 4月将有关的三个法案、即《周边事态安全保障法草案》、《日美相互提供物品及劳务协定修正案》、《自卫队法修正案》提交国会审议。

　　二、“新指针”的主要特征

　　概括起来，“新指针”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第一，日美防卫合作的地区在扩大。1960年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规定，日美联合防卫地区严格限制在以日本本土为中心的 200海里范围及宗谷、津轻、对马三个海峡。1978年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规定“远东地区”发生不测事态时日美之间要进行合作，但日本政府公开声明，“远东”不包括中国和朝鲜。但是，1997年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则把“日本周边地区”作为日美联合防卫地区，而且日本政府还声称，“日本周边地区”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将包括亚太地区，甚至还包括印度洋、波斯湾地区。在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过程中，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和外相等高级官员还多次表示，日美防卫合作范围包括台湾。在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批评后，日本政府改称“新指针”不从“地理概念”上划定防卫范围，而是“着眼于事态性质”，但从日本政府官员的言行来看，“新指针”不仅包括中国的台湾地区，而且是以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为对象的。

　　第二，“新指针”使日本防卫态势从内向型转为外向型。“新指针”强调“尽管冷战结束，但亚太地区仍有潜在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维持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对日本的安全更加重要”，因此，“新指针”的目的是“日本受到攻击及周边有事时，进行更有效、更可靠的日美合作奠定牢固的基础”。但这样一来，正如《读卖新闻》也承认的那样，“新指针”反映出“日美同盟的质变，就在于始终内向的日本安全保障政策首次将视线转向对外”。因为旧《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规定，日美防卫合作仅在日本遭到武装进攻时适用。以日本为主进行防御，美国加以配合。至于日本以外远东发生不测事态并对日本安全产生重要影响时，基本以美军单独行动为前提，日本只提供有关方便。但“新指针”在“日本周边地区”出现紧急事态时，日本自卫队不再袖手旁观，它要扮演战争中的实际角色，例如搜集情报、扫雷、补给、以及强行登船检查、实施海上封锁、人道主义救援活动、提供军事基地与设施、承担为没军治疗伤员等后勤支援等。这些规定显然使日美防卫合作的重点由防卫日本转向日本“周边有事”时的合作，使日本自卫队从防卫本土转向“在边界之外地区”发挥军事作用，为日本动用军事力量干预国际事务或地区事务制造根据。

　　第三，“新指针”使日本“专守防卫”和禁止使用“集体自卫权”原则有名无实。按照战后日本宪法的规定，日本自卫队不能与美军在日本本土以外开展军事行动的，而且战后日本自卫队也一直遵守日本遭到进攻时才进行反击的守土作战原则。即使在本土及附近海域作战，也不攻击对方基地，不对对方实施战略侦察和战略反击。而“新指针”则规定日本可以在亚太地区执行支援美军的作战任务，可以履行搜集情报、补给、实施海上封锁和强行登船检察等使命，明显违反了“专守防卫”的原则。另一方面，日本政府至今为止的解释，根据宪法日本是没有“集体自卫权”（即在本国并未直接受到攻击而与本国关系密切的国家遭到攻击时以武力阻止这一攻击的权利）的，但“新指针”规定在美军为恢复因周边事态而受到影响的和平与安全而采取军事行动时，日本自卫队可以在界定为“非战斗区域内”向美军运送补给战争物资和参加扫雷等活动，实际上将自卫队卷入国际冲突中，在本土之外与美军共同作战，从而违反了不得使用“集体自卫权”的原则。

　　三、“新指针”的消极影响

　　由此可见，经过不断的修改，50年代制定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而且90年代的“新安保”将对日本乃至地区各国带来消极的影响。首先，它为地区制造了不稳定因素。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在亚太地区，由于大国之间军事对抗的水平降低，政治相对稳定，经济迅速发展，虽然该地区还存在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矛盾，未能建立起多边安全保障体制，但在美国、日本、东盟、中国、俄罗斯五大主要力量互相牵制下，正在形成亚太地区多极化格局，有助于地区稳定与发展。但日美之间重新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强化两国军事合作同盟，实际上仍然是冷战思维在新国际形势下的延续，不利于在本地区建立以平等协商原则为基础的亚太安全机制，也破坏了亚太地区缓和的氛围。

　　其次，“新指针”一方面为日本使用军事力量干预国际事务或地区事务提供了依据，为其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创造了条件，但在另一方面，它将日本更加束缚在美国全球军事战略的框架中，进一步缩小了日本在外交上的独立性回旋余地，很有可能不由自主地卷入武装冲突中去。由于美军在日本设有 130多个军事，美军还有权使用日本的民用机场和港口，这样，一旦日美所谓的不测事态发展，日本便成为没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前沿基地。再加上日本有义务向美军提供雷达基地、预警飞机和潜艇收集到的情报，以及参加扫雷活动，为没军提供补给等支援都会使日本卷入战争的漩涡中去。

　　另外，“新指针”赋予日本在其国境外发挥军事作用的义务，将导致日本扩充军备，提高自卫队军事装备水平，并在日美联合作战的旗号下无所顾忌地向海外派兵。这将引起各国的不安与疑虑，并刺激地区的军备竞赛。

　　因此，“新指针”的出笼引起亚太地区各有关国家的警惕和不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在安全政策上的取向对亚洲邻国一直是十分敏感的问题，希望日本汲取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俄罗斯报纸指出，警惕日美军事同盟变成“太平洋的北约”，希望日本首相重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之苦的周边国家的警告；东盟九国大使一致要求日本澄清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随涵盖的地理范围；新加坡的一家报纸指出，日美防卫合作的扩大，让日本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必然引起世界舆论的非议；韩国媒体评论说，亚洲国家对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给他们造成的苦难记忆犹新，因此，他们担心日本武装力量作用的扩大，等等。

　　对于中日两国来讲，“新指针”更是成为发展相互之间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消极性因素。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管“新指针”没有明确指出防范的对象国，但实质上是主要以中国作为目标的。1996年 3月中国在台湾海峡实施军事演习后，日本是中国周边唯一追随美国表示“遗憾”、“关注”的国家。此后日本发表的防卫白皮书，在首次删除远东俄军是“不稳定因素”的同时，提出“有必要注视中国的动向”。日本防卫厅所属防卫研究所1996年底提出的报告--- 《安全保障环境长期预测和日本防卫应有状态》称，到2015年时“几乎可以断定中国将成为经济、军事和政治大国”，对马六甲海峡至巴士海峡的海上航道随时“构成威胁”，南中国海将成为“中国海”。从上述日本的动向来看，显然日美修订防卫合作指针旨在强化对华战略性威慑。作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国的中国，成了日美安全条约的“假想敌”，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如果日本依靠“新指针”及其后续作战计划与美国完成对华军事威慑态势，势必与中国形成战略对恃关系。

　　另一方面，“新指针”所涉及的台湾问题将会进一步阻碍中日关系的改善与发展。虽然“新指针”将“周边事态”解释为“是对日本和平与安全造成重要影响的事态，它不是地理概念，而是着眼事态的性质”，而且1997年 9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访华时也解释说，修订指针“并未考虑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特定国家和地区”，“在目前情况下，并未考察台湾地区实际发生武力争端的可能性。我国遵守日中联合声明和日中和平友好条件的方针没有变”，“今后也决不可能支持‘两个中国’及台湾独立”，“真诚希望台湾海峡两岸当事者对话，实现和平解决”，但始终回避明确回答“周边地区”是否包括台湾，只是声称“周边事态”不是地理概念。

　　1998年初，“新指针”相关三个法案提交日本国会审议，因而有关“周边地区”和“周边事态”的争论再起，同时也成为中日之间的外交问题。4 月30日，针对日本新闻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已就日美安全合作设定的“周边事态”拟定了基本见解，称其范围包括中国的台湾海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必须强调的是，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任何直接或间接将中国台湾海峡纳入日美安全合作范围的做法，都是中方坚决反对的，也是中国人民不能接受的”。但在 5月22日，日本外务省北美局局长高野纪元在国会众议院外务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作证时说，“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中所说的“远东地区”包括台湾，因此日本的“周边事态”也包括台湾在内。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严厉抨击道，“我们对日本外务省官员的发言表示严重关注，对日方这种公然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表示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已就此问题向日方提出了严正交涉，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明确的澄清和解释”。虽然此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老调重弹，辩解“‘周边事态’的概念不是设想的地区，迄今为止说的是着眼于事情性质的概念，我们自主地判断”，但日本政府“未超过日美安保条约框架”或“政府的传统见解未变”等措辞仍然未明确表明其态度。1999年 1月14日，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自由党党首小泽一郎在记者招待会上在谈到“新指针”中的“周边事态”时说，“所谓的日本周边，至少要把邻近日本的各国全部包括在内，这是理所当然的。比如说俄国、朝鲜半岛、中国和台湾。”虽然日本政府表示小泽发言不代表政府见解，但同一天小渊首相改造内阁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却说，“在以日美安保条约为坚实基础确保日本安全这一点上，自民党与自由党在基本理念和思考方式上没有丝毫的不同”。

　　由此可见，“新指针”所涉及的范围问题和台湾问题已严重地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发展。面对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首先应在东亚地区建立类似于欧洲共同体或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共同体。作为该地区的两个重要国家，只有相互之间建立起理解与信赖的关系才能推动上述目标的实现。因此，中日两国应以切实负责的态度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所有领域进行对话与合作，为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相应的贡献。（王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