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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道防线》作者童增接受专访(上)

NEWS.SOHU.COM  2003年10月30日12:37  燕赵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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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作俑者童增称

  ———“非典基因武器论”是根据大量资料及自己所思进行的一个推理

  ———提出这个观点意在引起高层及普通民众思考和高度重视中国基因流失问题

  ———抨击我的观点甚至进行人身攻击的某些海归派根本没有理解原作的意图

  非典可能是美国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在全国上下提高警惕预防非典卷土重来的时候,提出这个观点并以这个观点为主线出了一本书———《最后一道防线》的童增近期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个对基因基本没有研究的商人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观点?他手里握有什么样的证据?在国内开始恢复非典病人零报告制度的时候,这样一本书推出来是炒作还是另有所图?把矛头直接对准美国会不会影响中美两国关系?

  10月24日夜,准备在成都签名售书的童增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为什么说非典可能是基因武器

  记者:在你的新书里,你提出了一个大胆而且几乎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的问题,那就是“非典基因武器论”,但事实上,到了今天,非典病源也没有找到。

  童增:早些时候,专家从动物身上观察到了SARS病毒,果子狸也一度成了替罪羊。但前不久,果子狸又可以(有条件地)吃了。其实到了今天,专家也没有找到病源,当然我提出或者说我的这个推理也是有我的依据的。在非典来源没有搞清楚之前,多一些思路,多一些考量是应该的。

  记者:你的依据是什么?

  童增:如果非典病毒只是一般的病毒,那它的感染规律就和基因武器有区别。我们知道,一种传染病在爆发时应该是单点而不是多点的。即某一个区域爆发了一种传染病,应该是首先在这个区域迅速传播并蔓延,继而再向其他更大范围内广泛传播,只有一个源头。但非典是同时在那么多区域爆发,跨度那么大,这就成了一个多点现象;另外,去年英国医学协会有一个专题报告称,基因武器有可能在年内问世。当然这只是一个佐证,不过这个佐证为我打开了部分思路。

  一种自然界原生性病毒如果在短时间内迅速导致人类群体性致病并死亡,应该是不分国界和人种的,无论是白种人、黄种人还是黑种人,在疾病面前是平等的,可是今年春天的这场灾难,好像其他人种都有了特权,除了华人。

  凭什么说是美国人干的

  记者:有什么证据表明是美国人干的?

  童增:今年4月份我在重庆开会时曾主动隔离了20多天,正好有时间思考一些问题:为什么全世界的中国人对非典病毒那么易感和容易死去?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非典的死亡率是15%,为什么美国患者没有一例死亡?如果因为美国的治疗手段先进,为什么当俄罗斯专家准备去美国医院参观时遭到拒绝?它有先进的治疗手段和治疗药物,为什么当中国政府向它求助时它置之不理?而中国则很快向全世界公布了自己的治疗手段和药物。这些问题怎么解释?

  另外我联想到美国曾到中国采集血样,造成中国DNA的大量流失;世界上各种病毒制造和买卖早已司空见惯,而且美国在多年前就开始研究冠状病毒,对这种病毒的了解在全球是最多的。因此就得出了这样一个推理。

  记者:非典爆发的时候,美国也如临大敌,全球有数名白人感染而亡。

  童增:即使是针对中国人,对美国人可能也会有意外发生,这是小概率事件。其他人种的死亡率比起国内的死亡率来说,几乎可以说没有。

  记者:只是靠推理就说是美国干的,是不是有点武断?

  童增:我这只是一个推理,更直接的证据我并没有放弃寻找。

  记者:你数次提到美国的机构到华采血,但是美国就有现成的华人,如果只是想搞到中国人的基因,根本没有必要跑到中国来。

  童增:美国机构在采血时也是有针对性的。比如,它的安徽项目,到一个村庄后,采集一家几代人的血,而这家几代人都得哮喘病。这样他通过和其他不得哮喘病的健康人比较后,就可以从基因上找出相异的地方,从而获得致肺病的遗传密码。

  在中国农村,往往数十代人住在一个地方,这样人种的纯度就比较高,而海外华人大部分来自中国的各地,当然不如几百年聚居在一个地方的人在研究上更有价值。

  美国人没急,中国人倒掐起来了

  记者:想没想过你的书有这么大的反响?

  童增:写书的时候感觉会有些反响,但没想到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刚开始写时想在互联网上发一下就行了,怕有关部门不让出版,后来在朋友的支持下完成了这本书并得以在出版社出版发行。

  因为书中指出“非典可能是美国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当初考虑美国的反应会强烈些,但现在正好相反。美国人对这本书基本没说什么话,倒是国内一些人对书中观点争论较大。

  记者:写这本书花了多长时间?当初为什么想到要写这样一本书?

  童增:今年4月我到重庆参加一个董事会,因为从北京来,被隔离20多天。这期间结合以前所见所闻,形成了非典可能是基因武器的推理。既然有了这个思路,就应该写出来告诉大家,起码算个警惕。

  从重庆回北京后,就开始动手写,从5月写到9月,天天在写,好多工作都放在了一边没干。

  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也不是炒作

  记者:写这样一本书有没有商业目的上的考虑?你毕竟是一个商人。

  童增:没有任何商业上的目的。如果要赚钱,我没必要写书,写书只会花掉我很多精力。

  记者:现在有很多人说你这是在炒作,是不是觉得有点冤?

  童增:媒体报道了这件事后,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炒作。但炒作不是我的本意。所有经历过今年春天的中国人,可能都对非典这两个字很敏感,因为敏感所以关注,自然就形成了热点。这里面没有任何人有意在炒作。

  炒作是个中性词。现在媒体追逐热点、焦点问题是很正常的。这本书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和把一个毫无价值的东西炒大炒热是有区别的。老百姓都有一双眼睛,知道什么是热点,什么不是热点。

  记者:是不是还要到其他地方推广你的新书?

  童增:其实到成都签名售书没在我的预先安排中。这次是到重庆开一个董事会,离成都很近,就顺便过来了。如果没有空闲时间,其他地方我不会再去(推广)。

  书的销量和反响超过了估计

  记者:是不是你的书在全国各地都上市了?

  童增:我的书会陆续在全国各地上市,有的地方可能会早些,有的地方可能会晚一些,但是关注这本书的读者都能够看到它。

  记者:从目前情况看,书的销售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在你的意料之中?或是出乎你的意料,比如,销量比想像得要好?

  童增:这次乘飞机出差前,我注意了一下,首都机场那里进的100本书已经卖完了。另外有关部门可能对我书中提出的观点比较重视,中央的某部委一次性订购了1000册书,说要发下去供大家参阅。从现在的情况看,书的销售情况不错,出版社可能要加印一万册。当然我也没有想到书推出来后会有这么大的反响,我只是提出一个观点,但这个观点大家都很感兴趣。

  记者:这本新书的书名是你定的还是出版社定的,为什么叫《最后一道防线》?

  童增:是出版社最后定下来的。刚开始时我不太同意这个名字。上世纪90年代我曾在老龄委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时候有外国机构到中国好多省份采过血,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意识到这会造成基因流失,因为我比较关注这个情况。“最后一道防线”指的是基因流失。因为我们的大量基因已经流失到了国外,最后一道防线从某种意义上其实已经部分不存在了。这是我当时不太同意这个书名的原因。后来想,只要我们有了忧患意识,警惕基因武器,不让基因再次流失,也算是一道最后的防线吧,就把书名定了下来。童增档案

  童增,副研究员,1956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系,后攻读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硕士研究生。上世纪90年代,提出国际法上的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理论,引发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现为北京一家投资公司董事长,同时兼任两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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