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的梦想没实现使他出现心理障碍，母亲为其痛心疾首———

　　未上清华 高考状元成“疯儿”

　　核心提示：

　　四年前他以理科高考成绩640分的高分成为沈阳市沈河区一所重点高中的高考状元，但如今他却是一个被学校责令退学在家的待业青年；四年前当他在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中和老师的祝贺声中拿到北京一所名牌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录取通知书时，他的脸上却没有一丝的笑容，因为在他的心头有一个挥散不去的“清华情结”。如今他把自己未来的希望又一次寄托在“出国留学梦”上，他曾对自己的母亲叫嚣“如果你不拿钱把我送出国，我就砍死你，然后再自杀……”

　　母亲流泪求助：救救我的孩子吧！

　　“我是一个有罪的母亲，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我的儿子，人家别人都是‘母以子为贵’，而我却是‘母以子为罪’，因为我的原因我儿子没有考上清华大学，本来我想用母爱来偿还我所犯下的错，可是现在我的儿子已经变成了一个疯子，他把我看成了他的仇人，目前在家待业的他经常对我进行打骂，他还说如果我不拿钱送他出国，他就要砍死我，我看他是真的要疯了，记者同志你想个办法，救救我的疯儿子吧！”11月16日下午1时许，一个中年女子给本报打来求助热线，在电话里这样哭着对记者说。

　　是什么样的原因能让一个儿子对亲生母亲做出这样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呢？据这位求助的母亲讲，她的“疯儿子”名叫赵阳（化名），以前是一个特别听话、懂事的孩子，曾经是沈阳市沈河区XX高中（省级重点高中）99级理科的高考状元，这也是她这个做母亲的一生中最骄傲的事情，可就是由于当时高考后估分上的失误，她没有在赵阳的高考报名单“国本”那一栏上填报“清华大学”，可没有想到那一年赵阳能考出640分的好成绩，但也就是因为赵阳的国本第一志愿没有填写清华大学，赵阳没有被清华大学录取。赵阳的“清华情结”却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痛。

　　四年过去了 高考状元变成“疯儿子”

　　在赵阳的世界里“只有考上清华大学才能出人头地”，大一的时候赵阳7门功课中的5科亮起了红灯，他不但没有及时地悬崖勒马，反而在他内心“清华情结”的作用下，产生了一种“只有清华大学才适合我”的想法，大学的四年里，逃课上网成了赵阳最重要的“功课”。2003年年初，“孤傲”的赵阳因为琐事而与同学大打出手，根据赵阳以往不良的表现，赵阳被校方责令退学。回家后赵阳又找到了一条“适合”他的新出路，就是让下岗待业的母亲拿出20万元送他到国外留学。对赵阳的新要求他的母亲说：“这等于要我的命一样。”由于赵阳的新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他就把自己的母亲看成了“毁了他一生的人”，他经常用恶劣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母亲，还经常地有一些攻击性行为，而且现在他把攻击性行为发展到了自己亲属的身上，他曾告诉母亲，他要掐死自己表弟，因为他舅舅四年前不支持他考清华大学。

　　记者与心理医生联合行动：用“话疗”救治“疯状元”

　　为了帮助这位母亲，并且找到赵阳从高考状元变成“疯儿子”的真实原因，记者与沈阳市著名的青少年心理学专家张峻铭心理医生来到了赵阳的家中，记者看见赵阳的居室布局很简单，屋内只有一张床和一部台式电脑，床上凌乱地放着很多电脑书籍和两件衣服。赵阳是一个长相十分清秀的大男孩，身高有1.8米，但他的脸色十分苍白，当赵阳看见记者和张医生时，眼神中就流露出异样的目光，可是后来，由于很久没有和人沟通，赵阳终于向记者和张医生敞开了内心的世界。

　　据赵阳说，他从小就在父母的溺爱中长大，他的要求父母从来都是给予无限量的满足，吃要吃他最爱吃的东西，学习要用最好的文具，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一切都要最好的”，高中时期，他父母的关系变得十分地紧张，赵阳就暗暗发誓“要努力学习，考最好的大学”，但是一种自卑感却一直影响着他，这种自卑感让他不自信，也就是这种不自信导致他自己不敢对自己高考成绩进行客观的评估。在交谈中，赵阳可以把中国50所高校的校史背下来，可以和记者谈尼采的哲学、谈电脑C语言的编程，这一切都显示他的高智商，但是只要一谈到未来时，赵阳就认为，他只有在一个新鲜的、发达的环境下才能发挥出自己的才华。张医生通过心理测验，判断出赵阳的人格性心理障碍，张医生用思维、认知重构的谈话疗法，对赵阳进行了心理上的疏导。初次“话疗”的结果十分理想，赵阳已经不再排斥记者和张医生了，而且他也放弃了要“掐死自己表弟”的想法。

　　心理医生：高分低能是应试教育的瓶颈问题

　　根据赵阳的病例，一个人优秀的学习成绩并不一定可以代表他是一个健康、优秀的人。张医生说：“赵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学习书本知识的技能上，赵阳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他可以以640分的高分成为学校的高考状元，但是在社会适应能力和人际关系上，赵阳却是一个低能儿，目前高分低能是中国教育的瓶颈问题，这是一个应该引起教育界、心理学界关注的问题，因为一个病例就代表着一个栋梁之才的毁灭。”为了挽救赵阳，张医生将免费定期对他进行心理疏导。但张医生仍表示：“赵阳的康复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本报记者 杨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