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张洪峰在地坛医院。张洪峰说：“2003年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就是白口罩，但是对我，是生和死。”　张海强　摄

一例插管手术　　张洪峰　摄

患者去世后，医生在病房外沉默

儿童病房的小患者　　张洪峰　摄

　　□本报驻京记者　李宏宇　实习生　黄微子

　　11月17日央视播出纪录片《地坛医院60天》。一年前的11月16日，广东发现第一例SARS病例。

　　今年4月26日，记者张洪峰和张海强进入北京地坛医院，6月24日离开。他们为中央电视台《见证·影像志》栏目拍摄的6集记录片，片名很简单，就叫《地坛医院60天》。11月17日晚11点25分在央视一套播出的第一集里，无数观众看到了4月30日当天，北京市卫生系统的一位干部在手术台上被切开气管，几小时后，他被SARS病毒夺走生命。

　　医生走过摄像机，脚步沉重。虽然被厚厚的防护服包裹甚至看不到眼神，但肢体语言却更清晰彻底地道出他无比复杂的心绪。他疲惫地向镜头摆手，摄像机并没有停下，继续随着他走到病房外，他手扶栏杆默默站住，空气仿佛凝固。一分钟后他转身离去，留给镜头一个瘦小孤单的背影。

　　“并不是我多想渲染可怕，而是事实就是如此。我要主动表现的，就是生和死的这种临界点上，也许几个小时之后就死，也许几个小时之后就生。”张洪峰说。人们或还记得非典时期曾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大学生面对镜头的自信：“非典没什么可怕，你看我们的同学们照样在阳光下欢笑。”张洪峰也看到过，那是在进入隔离病区后的一天，在病房里的电视上。“看了以后我知道我应该告诉大家我看到的东西。假设我们没有进去，假设我们没有把整个这段东西保留下来，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就只是欢欣鼓舞，因为我们又赢了。”

　　3月前一直在河南拍摄艾滋病题材的张洪峰极力请战，在进入隔离病区拍摄的请愿还没得到批准之前，他像任何一个记者一样开始做前期准备：每天购买阅读各种报纸，在心里为这部记录片的大致结构做计划。“有个周末告诉我说同意了，我已经做了很好的准备。”进入地坛医院办好一切手续，党委书记兼院长要与他们面谈。“刚谈了两到三分钟，一个医务科的人推门进来说：‘没口罩了，怎么办？’接着就是赶紧联系口罩。当时外面抢购物资也好，超市买空也好，我都当作漫画来看。现在我看见，战场突然没有子弹了。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有一种恐惧，到底我们到了什么地方？我20多天的准备，那么多的资料，跟我的心理底线，一瞬间全部崩溃了。”

　　很快得到消息，一个患者将要做气管切开手术。当时是“切开一个气管，倒下四个医护人员”。穿上防护服，戴上两个16层口罩，外加一个并不确定能否防御病毒的防毒面具，5分钟以后，张洪峰已被汗水浸透。两个小时，是他呆在防护服里的体能极限。“病房非常狭小，不可能让你去作技术上的调整。缺氧、呼吸急促、高温，整个人是不在状态的。我只知道，第一，要给医生让开位置，不要耽误手术的进行；第二是当带子快录完了，听到警报，要去换带子。至于是不是要个特写，是不是要个全景，是不是要抓个表现……全都没有了。我就知道要不停地拍，能保证本身不倒下还能让摄像机开着，已经是尽我本身最大的努力。”

　　“我还在拍摄中，悄无声息地，毫无预警地，医生摇着头都离去了。我不可思议地看着护士为那人蒙上了床单，我愣在了那里。”张洪峰4月30日的日记上这样记录着。那一刻他呼吸急促，觉得憋气。“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舒服。突然觉得不对，是一股冷空气！我不敢随便告诉别人，但是我知道肯定坏了，冷空气意味着防毒面具损坏了，我吸进的是病房里带病毒的空气。刚看到别人的死，现在又吸进去污染空气，心情一下子就变了。我不觉得我是个记录片的作者，也不觉得我是个外来的旁观者，我跟别人都一样。惟一的不一样就是我拿着摄像机。”

　　张洪峰说那天的午饭他吃得特别庄严：“谁知道这是不是你吃的最后一顿牛肉？”这以后他没有了任何关于记录片的想法，只想着多拍一点，留给后人。“就像抢一样，每天吃完饭，就去病房。我建了一个情报网络，告诉我今天有什么事。最重要的、最惊险的、最危险的、最特别的，多拍一些。我就希望有一天大家见不到我的时候，见到一摞经过消毒的资料。”

　　张洪峰和同在隔离区的《中国青年报》记者贺延光、《南方周末》记者林楚方一样，后来都有过发低烧的经历。“听大夫说这是传染病医院所常见的现象，就是在感染了少量的病毒后身体出现的特征。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样的少量变成大量。”他并不掩饰什么，“有人说你们很勇敢，我觉得我们不勇敢，我们也很恐惧。”有几个夜晚，他必须连听四五张CD才能入睡。他与在拍摄过程中建立了极大信任的刘子军医生约定：只要及时告诉自己以便留出写遗书的时间，那么如果自己倒下，把所有治疗的权力委托给他。甚至是“只要你对我诚实，我的遗体就交给你来解剖”。

　　5月16日，张洪峰在地坛医院的隔离警戒线一端遇到刚刚赶来的一对父母。在其他家属迎来康复出院的亲人的同一地点，他们接到的是31岁儿子的遗物和一纸死亡证明书。在张洪峰询问之下，老父亲强忍眼泪对着镜头说，儿子15岁考入清华大学少年班，计算机系本科毕业后被推荐为硕士研究生。他的儿子正是今年4月曾接受《南方周末》SARS专题采访的留美博士龚军平。老父亲对镜头拿出一张美国华盛顿州的驾驶证———“儿子”的含义，一个活生生的人突然变成一张卡片，他难言苦痛。在他身后，母亲失声恸哭。

　　后来的日子，张洪峰继续见证着悲剧：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丁秀兰、护士王晶、二病区顽强的老张一一离去。他也见证了导演谢飞、央视同事刘洪波、5岁的胡嵘森、8个月的王庚以及更多患者的痊愈。6月24日，天气晴朗。张洪峰少有地早起，吃了早餐，还换上了一件新衬衫。到达病区，他看到不少病房已经空了，医护人员正忙着把病人转移到七、八病区，并准备集中接收北京其他医院所有的患者。“看着已经敞开了的二病区房门，我几乎都开始怀疑自己两个月来经历的一些人和事的真实性，那些是真的吗？”张洪峰在日记里问自己。下午3时，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游和疫情警报。张洪峰接到主编电话，他们的拍摄工作结束。张洪峰和张海强拍摄了110盘素材带，4000多张照片。

　　拍摄完成后一个月，张洪峰不愿碰素材。剪片的时候有同事提出，技术上存在着种种问题，张洪峰说：“这个片子，第一它是真实，第二它是独家。我觉得就够了。至于在艺术上怎么样……零乱感本身就是病区的状态。病房里非常枯燥。它不是我们想的线性发展。你今天拍这个病人，明天再准备去看看他的时候，告诉你：‘他昨天去世了。’生和死在里面非常常见，没有人想到要告诉你一声。”

　　《见证》栏目制片人陈晓卿提供了这样的细节：当那位卫生系统的干部去世，他的儿子就在隔壁病房，而且另一台机器就在拍摄。“这对拍摄者来说是一种考验，非常残忍。这边抢救，那边儿子懵然不知。他在听随身听，把随身听音量放大一点，做一些动作……”作为一个老练的记录片制作者，他完全可以把两个场面交替呈现。“那种效果，我想就两个字———惊悚！”但他们终于不能够那样做，而且必须把儿子的影像模糊处理。“我们不能对这个孩子造成伤害，对一个生命个体的尊重要超过我们栏目做不做这个节目。”

　　在记录片播出之前，张洪峰和陈晓卿还必须做一件非常态的工作：一一征求被拍摄者的同意。活着的，联系本人；死去的，征询家属。在最后一集里，龚军平父母的悲痛在无数观众面前重现。老人能够同意记录片呈现和公开这样的伤痛时刻，是真正勇敢的选择。“更多人不配合，所以删掉的东西特别多。我觉得可以理解，换了我也受不了。但是对于社会来说，对于受众来说，他们有权利知道。”陈晓卿说。

　　与《地坛医院60天》同一系列，将随后播出的，还有另两部记录片。《头二三条居委会》讲述人民医院对面一个居民区的故事。居民区里既住着北京市民，又有因照顾非典患者而租住房屋的外地人。一个普通的北京居委会，此刻必须处理种种非常状况。《非典应急小分队》则描述海淀分局身着防化服的警察，在不断增加的“非典时期特色案件”中，接受智与勇的考验。对记录片创作者而言，非典城市中无疑有着太多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