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特派记者 王洪伟 发自长沙

　　在11月18日至20日长沙举行的第二届中国村官论坛上，曾在2000年向朱镕基哭诉“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再次口出“狂言”：把农民往市场上一推了之的所谓“市场经济”做法不仅无助于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三农”问题，反倒将给农民带来更大的灾难。此言一出，立即在学术界和政界引起唏嘘。

　　权力部门应撤出乡村

　　在论坛上李昌平指出，中国农村发展的障碍在于权力部门对乡村经济的侵蚀。

　　李昌平说，某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民应该是市场的主体，因此应把农民推向市场。李昌平指出，把农民推向市场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而且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既有的社会资源（如信仰、信任、奉献精神、民办教师、义务劳动）被新的社会资源（惟利是图、坑蒙拐骗等）所代替，市场在配置社会资源方面更是无能为力和无效。

　　李昌平认为，农村和农民发展、富裕离不开农民自发的乡村组织。政府组织发展农村经济需要市场，但政府组织不能坐视市场的弊端和缺陷。1998年修建长江大堤时，中央预算一方土是12元人民币，但经过政府和包工头后，实际上到民工手里后只有3.8元/方，另外近9元被承包过程中的强势阶层给分剥了，给农民的资金没有完全用在农民身上。“但我们目前看到的很多农村基层政府官员，打着‘市场经济’的幌子，与市场‘合谋’，侵害弱势的农民。”

　　市场配置对农民造成六大危害

　　在论坛上，李昌平坦承，改革开放20多年来，“市场”给中国农民确实带来了诸多实惠：超亿农村过剩劳动力的进城务工，农副产品的入市，城市工业消费品的下乡。“市场”为中国农村的发展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接着，李昌平从六大角度分析了“市场配置”无助于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甚至还在起到负面的反作用力：

　　一、市场配置农村劳动力是无能的。在市场的作用下，超过1亿的农村过剩劳动力进城务工，但农村劳动力有5亿，目前农村只需要1.5亿，另外剩下的2亿多劳动力无事可做；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农村许多紧迫的工作却无人去做。

　　二、市场配置农村土地是有害的。特别是学院派的中国经济学家主张农村土地应允许兼并、买卖和私有化。有学者就美国土地生产力与中国土地生产力作了具体比较后认为，中国土地的生产力比美国高25%。但是，中国农村一家一户100亩田地和一家一户10亩田地相比，后者的平均土地生产力肯定高于前者。中国土地生产力高，是因为中国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与紧缺的土地资源紧密配置的结果。假如中国允许农村土地自由买卖、兼并和私有化，一些社会强势将大规模的圈地，100亩地被一家一户兼并经营，土地的利用率将大大下降，弱势农民将出现大面积失业无工，庞大的中国人口将可能遭受最严重的粮食安全问题。

　　三、市场配置资源对农民有害无利。目前，中国农村有2.3亿农户，但国家的金融政策或金融实际对农民是歧视性的。国有银行已经从县级撤到省城，县级以下的银行放贷已经休止；每年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3400亿元收入通过邮政汇款乡下，但邮政储蓄机构则将这些资金吸收带回城市放贷。国家财政投入城市是大头，农村投入严重短缺，投到农业上的钱很少；县级以下设立的农村信用社也不肯对农民放贷，甚至把有限的储蓄和财政划拨款转投给房地产开发。资本只看中能否高额回报，而投给农民、投向农业显然不能获得高回报。所以市场配置条件下的资本是嫌贫爱富的，根本看不起农民的一亩三分地。

　　四、市场配置人才只会伤害农村。现在，中国的大学生很多都来自农村，但一毕业都急急忙忙赶赴城市找工作，谁愿意回到乡村？市场配置的结果是农村的人才越来越少，但农家子弟读书的校舍、教师工资等教育费用都是农民自己掏腰包的；而城市教育的学校设施、教师工资都是政府财政拨款的，但农民殚精竭虑“教育”出的人才却都远飞农村，把智力贡献给陌生的城市。再如，农村的青壮劳力年轻时都纷纷进城打工，但四五十岁回家时大都满身是病，把医疗包袱甩回给农村。所以说，靠市场配置人才，对农村是极端不利的。农民也应该享受免费教育，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应该由其曾经服务的城市来承担。

　　五、市场配置技术对农村是不利的。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村有严密的技术推广网络，但现在是网破人散。技术也是追求高回报的，但小农经济显然不会给其带来高回报。

　　六、市场配置信息对农村是有害的。小农经济的分散性、高成本、低效益，对信息的反应是迟钝的、滞后的，而且现在农民获得的很多信息是失实的，真实性难以辨别。如果农民按照电视上报出的蔬菜价格走进市场后，将发现完全不是那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