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董碧水

　　11月19日，浙江万马律师事务所主任徐敏代表承办单位在上海宣布：“2003中国商务调查峰会”将于12月18日至20日在杭州举行。

　　“调查峰会”由中国行为法学会主办。徐敏称，届时全国各地上百名法律界专家、从事调查的律师事务所、调查公司人士将参加峰会，与会的还有公、检、法机关的代表。

　　据记者了解，这也是近10年来我国“地下”侦探公司、“私家侦探”继去年重庆后第二次“正大光明”地举行公开会议。主办方介绍，此次峰会提出了“阳光下的调查”的口号，目的就是让公众能了解到商务调查的真正含义和内容。

　　尽管主持人一再强调是“调查”，但仍有业内人士坦言：这只是为小心回避私家侦探这一敏感字眼的无奈之举。

　　提起私家侦探，许多人自然会想起大名鼎鼎的传奇人物福尔摩斯。虽然如今在西方国家，私家侦探已成为一种像律师、医生一样的普通职业，但对中国百姓而言，却还是一个陌生而又新鲜的事物。

　　“私家侦探”在我国并不为法律所认可。1993年，公安部发布通知，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开设各种形式的民事事务调查所、安全事务调查所等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明令禁止的“业务”包括：受理民事、经济纠纷，追讨债务以及安全防范技术咨询，涉及个人隐私的调查等等。

　　但事实上，一纸明令并未遏制住“私家侦探所”在许多城市迅速发展的势头。近年来，各类冠以“调查事务所”、“事务调查所”的私家侦探所越来越多。一大批维权调查公司以公开的、半公开的、甚至是隐蔽的形式出现在人们周围。

　　“私家侦探”供需两旺，是因为有庞大的市场需求。徐敏说，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规定，当普通公民在其合法权益遭到侵害，一般的公民并不具备我国现时法律所规定的相应调查权，也没有更多的调查技术，需要有人提供帮助，民间调查机构就是在庞大的市场需求下一步步孕育、催生出来的。

　　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完善，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如何与时俱进地保护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已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但与客观需求相矛盾的是：公、检、法机关对公权范围的维护尚且顾及不暇，对私人权利救济有时更显得无能为力，“公力救济”资源的有限性并不能确保每个企业和个人的权利得到足够的保护。

　　徐敏认为，正是“公力救济”的薄弱与真空为民间调查机构拓宽了生存的空间。

　　作为一名律师，徐敏说，几乎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什么侵害，他们也明白应该通过法律的手段来维护，但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去取得对维护自身权益有利的证据。明明自身权益受到侵害，却因为缺少证据而无法维护；明明法院判决了赔偿，却因为对方一句“我没钱”而无法执行。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私家侦探”的顽强存在引起了法律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与争论。

　　赞成者认为，我国民法规定的过错原则、赔偿原则，谁来举证？当事人往往是受伤害的弱势群体，国家公诉机关、侦查机关不会介入此类调查、举证，私人侦探恰恰可以完成。即便在刑事犯罪中，公诉机关没有侦查、调查出来的事实，也可由私家侦探对其进行完善，达到惩治犯罪的作用。私家侦探以商业方式介入社会法治秩序，应当可以成为对政府管理社会职能的补充。

　　反对者则认为，侦查权具有权威性、强制性，是一种属于国家、公共的权力，一旦被滥用，就会侵犯个人隐私，甚至会危及公共安全。同时我国宪法要求不论任何组织和公民个人都不得违法行事，私人侦探、跟踪、盯梢等活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均属违法行为，直接侵犯了公民、团体合法权益，也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不少地方的一些黑恶势力犯罪不断见诸报端，一旦这些势力利用了这种宽泛的侦查权，也会披上合法的外衣与社会正义作对。

　　今年4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偷拍”证据的有效性方面撕开了一个口子，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没有采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偷拍、偷录取得的证据也可以在法庭上充当有效证据。这一规定从某种程度上讲，为民间调查机构拓宽了生存的空间，给了他们足够的底气。

　　尽管私家侦探在中国还是不被允许的职业，此次峰会的主办方也一再向记者强调“调查”二字，但不能否认的是中国目前私家侦探业的扩张态势。有专家表示，私家侦探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可以维护自身权益，补充调查证据；用不好，就会危害个人隐私和国家、企业的安全。

　　一位法律界人士认为，有关部门应加强对私家侦探业的理性思考和研究，正视这一社会现象，依靠法律对其行为进行规范和管理，使之沿着理性的方向发展。

　　据悉，“2003中国商务调查峰会”将对与广大公众有直接关系的许多问题展开研讨，为人们揭开蒙在调查业上的神秘面纱，让调查业真正走上前台。徐敏说，要力争把公众事务调查变成整个民事法律援助最直接的途径，为每一个公众和企业弥补“公力救济”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