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康劲

　　在国家级技术和产业创新的基地、倚山傍海的大连高新技术园区内，一座投资1500万元美元的“尸体工厂”，4年来利用我们法律上的空白，将中国人的尸体标本贩卖到世界各地，赚了上亿美元的暴利。当然，除了这家中德合资的公司外，目前，在广州、上海、南京、青岛、深圳、泰安等地还有多家类似生物塑化标本厂，他们的发财手段如出一辙，都是利用中国廉价而充足的尸体资源，制成人体标本后贩卖到国外展出或出售。11月24日出版的《?望东方周刊》就详细披露了“尸体工厂”的赚钱黑幕。

　　多年来，社会舆论对遗体无偿捐献事业一直不遗余力地提倡，“尸体工厂”的暴光不仅仅给遗体捐献工作带来了负面阴影，更主要的是反映出了我们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法制的缺席和行政的软弱无力。

　　“尸体工厂”的曝光，使捐献者的知情权及遗体捐献立法问题突出的摆在了我们面前。当以人的尸体和器官为原材料的生物塑化技术已经飞速发展的时候，中国的相关立法却远远滞后。由于中国目前还没有一部统一的遗体捐赠法，只有卫生部和一些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遗体捐赠条例，着重强调的也只是捐献前的自愿程序，而在遗体捐献后的诸多具体操作环节上（包括接收站工作人员的培训、遗体保管、捐献方和接受方的权利与义务等），还存在许多缺陷和空白。当遗体成为了工厂流水线上的加工产品，并被赤裸裸进行成本核算和经济效益分析，之后再作为商品展出和销售的时候，这对国内众多善良的遗体捐献志愿者与家属来说，不啻是一个极大的侮辱和侵害。

　　人们决定死后捐献遗体进行医学科学研究，是出于对人类医学事业的无私贡献，但当他们的这种美好愿望以及自己的尸体变成一些人生财的工具的时候，如果法律还不能出面予以约束和规范、禁止，那么对于善良的人们来讲，他们的正当权利就没有得到保护和尊重。当一项社会事务长期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之中时，权益就容易受到侵害，程序就容易混乱，也就容易给一部分人获取不义之财提供机会。这样的社会发展也必然带来畸形的后果。一个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绝不应该给畸形的社会秩序提供任何发展的空隙。从这个意义上说，尽快制订并实施遗体捐赠保护法，已是刻不容缓！

　　在《了望东方》的详实报道中，我们看到我们社会行政管理工作的极端落后和疲软，当一些公司在对外强调 “中国尸体来源充足，用于制作塑化标本的化学原料及设备费用低于国外2?3倍”，并因此将生产基地设在中国时，我们的许多政府主管部门居然4年多来毫不知情，甚至说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正在大规模地从事人体标本制作的企业；当每年上百具的人体尸体轻松通过海关，当中国已经被公认为是人体标本的最大输出国的时候，一些政府的官员还在纳闷，这些公司为何能在中国海关和进出口检疫部门如履平地，它们又是依据哪一条规定办理通关和检疫手续的？行政管理部门不知道，社会公众就更是一直被蒙在了鼓里，使这种畸形的商业交易在违背人理良知的情况一直进行着。

　　今年夏天，美国哈佛大学偷猎中国基因一事经媒体披露后，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随后卫生部、国家质检总局在8月至10月间相继出台了多条具体措施，对人体物质出入境进行严格控制，但是，时至今日，竟无一家从事人体生物塑化技术的公司到国家主管部门办理过出入境手续，可是一批批的尸体标本还是被送了出去，并摆在了日本的展览馆里。难道我们的行政管理机构只能接待上门的管理，面对复杂而急速变化的社会现实，就不能主动出击，即使暂时还不能找到法律依据采取措施，至少，也可以摸清、摸准情况，为今后依法管理提供现实素材。我们讲政府要转变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服务就是要对对人民服务，对社会负责，服务的最基本要求就是主动，建立一个主动的行政管理机制，有时也恰恰可以补充立法上的缺席。

　　当法制的缺席和行政的软弱无力一直并存的时候，像暴利“尸体工厂”这样的畸形事件，就往往不是孤立的，人们对此应该有足够警惕和戒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