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鄢烈山、冯雪梅两文论理性、建设性、批判性及杂文与时评的分野

　　鄢烈山先生酣畅淋漓的批判性时评《“建设性”是嘛玩意 》刚刚在搜狐论坛上贴出来，就有朋友把一篇针对中青报编辑冯雪梅女士的《时评的理性与建设性》的批评文章《批评是时评的灵魂与生命》随之贴了出来，以此“支持鄢烈山”。尽管鄢烈山的批判目标并非冯雪梅的这篇文章，批评者对鄢烈山、冯雪梅两文都存在着一定的误读，但把批评冯雪梅的这篇文章贴出来，也还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在我看来，这两篇文章同时出现，确实使我们有机会再一次观察和审视关于时评和杂文的精神及其分野，这也是我一直思考并一直没有思考成熟的问题。

　　鄢烈山的文章我是非常赞同的，他很强烈地震撼了我，使我再一次感受到，什么是好的时评；使我再一次意识到，批判性与时评的关系，意识到时评的当代批判性使命并没有终结。鄢烈山早就是极具批判性的一位杂文家，现在是一位极具批判性的时评家，尽管他个人对这两个头衔和两种文体的区别并不在意，但是杂文与时评的发展状况，的确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无论人们说是“此消彼长”也好，还是说“盛”说“衰”（说这种话的还有杂文家，如朱铁志先生有文《时评的兴盛与杂文的式微》）也罢，两种不同文体的发展形势和格局的变化是客观的，否则我们无法想象搜狐今日主办的“全国时评大赛”。无论我们对时评和杂文有什么看法，我们在这里毕竟都是以时评的形式发言的——包括鄢烈山先生自己。我要说，从鄢先生的文章看来，时评文体并没有消减原来的批判性，它证明批判的时代、批判的使命还没有结束，而我们以前，包括我和中青报青年话题的同伴们在一定意义上都认为它们已经结束了或预言它们将要结束。

　　但是，这样的批判性是什么样的呢？是理性的批判。

　　时评“理性的批判”的含义有这么几层：

　　第一，批判性思考本身就是理性的。

　　因为理性并不是克制、温和甚至明哲保身的代名词，而是对事物本质的深入思考和深刻揭示，它所使用的工具是人类在千百年来认识事物过程中被证明有效的逻辑工具。因此，理性并不是批判性的对立物，也不是批评的对立物。鄢烈山先生自己就是理性的，他过去的杂文是理性的，现在的时评也是理性的。他在文章中并不反对理性，他“整个儿讨厌”的是“主流，建设性，影响力”这面旗帜，但对把“理性，建设性”这写在报头上的《经济观察报》，“还是比较喜欢看该报言论的”。《经济观察报》的言论，就是“理性，建设性”的，鄢烈山为什么还喜欢看？这证明他实际上并不反感“理性，建设性”，而是只反感名词、旗号，反感它们在特定言论环境中的一种“语用”。

　　从学理的角度上说，批判是理性的，建设当然不是非理性的。从历史的角度说，与“建设”这个概念相对而称的，当然包括马克思、陈独秀、*、鲁迅的思想批判，但更多的，实际影响人们生活和社会格局的，则是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革命当然有其理性的理由（康德是理性批判的大师，但他为法国大革命而欢呼；杰佛逊是理性的美国宪政思想的大师，但是他主张为人民保留革命的权利），但是，它的过程充满了破坏和热情，这些是非理性的，是不可避免的非理性。对于中国而言，一个革命的时代结束了，当然就是一个建设的时代来临了。建设性当然是时代的命题，它本身并没有保守、怯懦等负性的含义，即使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也是这样。少数批判者永远是有着重要价值的。但是，把批判当作时代的主要命题，甚至以批判来“对抗”建设，以批判来“误读”建设，都是不对的。对于中国的言论界来说，批判的时代虽未结束，但建设的时代正方兴未艾。这两者根本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冲突。提倡理性和建设性当然不意味着否定对现实的判断。

　　第二，时评在结构和语言层面上直接显示了理性认识的形式——逻辑的分析和判断，更有利于理性批判的表达。

　　应该承认，在思想解放的批判性方面，当代繁盛的时评，根本无法与上一个世纪80年代的杂文相比。杂文完成了那样一个伟大光荣的使命，是今日时评根本无法望其项背的。但是杂文是表达形式主要是形象的。这种形象的表达方式，本身有利于影响普通大众，有利于传播和接受。但是，这种表达形式，也一般地使理性的思考过程隐而不彰。因此，人们难于从这种文体中学习理性的思考本身。而理性的思考，是一个公民时代，应该成为更为广泛的素质和能力。同时，杂文的这种表达方式难度比较大，因此它也是广泛参与的门槛。当中国社会从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进入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因而需要更多的表达和更多的交流的时候，这种广泛的参与就是必要的了。今日时评的兴盛，批判性固然无法与上世纪80年代的杂文相比，但是参与的广泛性则胜过前者。我始终相信，更多的人表达的价值是非常大的，它的价值可能不次于我们从少数批判者那里受到思想启蒙。而尖锐的批判者，也可以通过时评这种更清晰的表达形式，使批判的理性更为彰显。批判者不仅要靠理性点破人们的思想迷思，而且应当教会人们就这样理性地思想。

　　因此，批判性不是时评与杂文的分野。杂文固是批判的，但时评并非专于建设。理性也不是时评与杂文的分野，杂文固可以是理性的，时评更是理性的。时评与杂文的分野在于表达形式。但是，这种理达表达的分野，在今天，对于全民理性的成长和全民参与的表达而言，绝不是可以忽略的。

　　最后说到冯雪梅的文章。

　　这篇文章我读过。当时的总体感觉是反映了包括原来的我在内的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同人的共识。冯雪梅的文章所言“批评”，她文中所说的“许多时评作者变成了批评家，见事不问所以然，上来就批评”、“批评来批评去，就成了老三样”、“千篇一律的这样的批评，还有什么意思？”，主要是作为一个编辑来谈具体作品的，并不是否定时评的批评性本身，　是批评得好不好，深刻不深刻的问题，是否言之有物、有根据的问题。她文中说”“更有意义之处在于它能更理性地分析一件事，同时提出建设性意见”，作为时评的一种重要价值，也是没有错的。但是，这种笼统的表达，在另一个语境中就容易引起误读。这也是我没想到的。

　　经《批评是时评的灵魂与生命》一文的作者孙振军的揭示，我还是从冯文中看到了我一直不同意的观点，即时评的的精英意识——就是这句话：“钦羡国外写评论的，“往往是某一领域里的资深人士”。有些朋友可能了解，在这个问题上，我与我原来的同事李方、后来的网友杜鹃是有过辩论的。雪梅的文章在这一点上是反映了现在青年话题同人的共识。他们虽然“钦羡国外写评论的，“往往是某一领域里的资深人士”，但还是不得不操持着一周三块时评版，发表普通大众的言论，这是时评编辑的尴尬。

　　总之，冯雪梅的文章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不是时评要不要以批评为灵魂的问题，也不是时评应该是感性化的讽刺还是理性的判断的问题，而是时评应该仅限于精英判断还是公民的普遍表达渠道的问题。至少在批判性这个问题上，冯雪梅的文章本来就不是鄢烈山批判的靶子。鄢烈山对“理性、建设性”的批判，也不能够成为一些作者淡化时评“批判的理性”的理由。更不可能成为“肤浅批评”的理由。而青年话题的同人作为编辑，主要是反对后者的，因为这是一般编辑的用稿尺度，不属思想论争问题。

　　最后，我想修正孙振军同志在《批评是时评的灵魂与生命》一文中的一个论据。他写道：“时评应该是杂文家族中的一成员。或者说，它应该定位在杂文的范畴。这是个常识问题。”以此来论证“批评是时评的灵魂与生命”的命题。但我要说，这不是“常识问题”，这是“常识的错误问题”。从新闻评论史的角度来看，时评不是“杂文家族中的一成员”，它不是在以鲁迅为代表的杂文之后产生的文体，正式的时评栏目，产生于1903年前后的《时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以陈景寒、邵飘萍的短评为早期代表，以胡适等人在《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的评论、张季鸾的《大公报》社评为中期代表，是一种具有清晰、理性的表达特征的评论文体（我有专文，这里不赘），与讽刺、战斗为特征的杂文并行不悖。时评的批判性不必从作为“杂文家族中的一成员”来推出。它作为一种理性的表达，本来就有批判性：比如张季鸾1927年的大公报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其尖锐深刻、酣畅淋漓，有如我们今日读鄢烈山的《“建设性”是嘛玩意 》。至于胡适1929年在《新月》上发表的时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则直言当时国民党的*长叶楚伧“在思想上是一个反动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他在文中写道：“我们不能不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是反动的。”大家都知道胡适是主张“理性、建设性”的，但我看批判性莫过如此吧！恐怕连鲁迅也不能如此直言。而现在的呢，有的同志写批评稿写熟了，不能积极为建设性的思考作努力，而别人一提建设性就似乎砸了自己的饭碗。我觉得，这就停留在“非理性批判”的层次了。批评是因难的，理性和建设也是困难的。批判确实是需要有知识的和艰苦的思考的，至少批判者要为自己的批判寻求知识，虽然我并不认为专业的知识者可以垄断时评、垄断表达，而是相反——普通公民通过表达的实践而增长知识，增长判断力，增长理性。

　　以上就是我读了鄢烈山、孙振军、冯雪梅三位的文章和网友跟贴之后对于时评、杂文、理性、建设性和批判性关系的思想。谢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