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把记者章敬平先生的书《向上的痛》捧在手里的时候，我突然冒出这个问题。作为同行，这个问题可以还原成：我能否相信我自己。

　　　 我不知道是否每个记者都在这样追问，但章敬平先生的后记，是我所见过的最漫长的后记，他把自己作为人的本质和职业的本质重叠之后的文字，让一本新闻报道的合集，沉重得让我难过。不，是难受。

　　　 “记者是干什么的”，“媒体是干什么的”，不仅章敬平，我想很多把职业当事业的记者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尽管我们常说这是一个媒体时代，但新闻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想一个中国记者和一个西方记者，一个中国读者和一个西方读者，面临这个提问，内心的情愫一定是有差别的。

　　　 “从铁肩担道义”到“理性和建设性”，新闻作为资讯的判断价值在发生改变。而社会对记者的期望值并没有得到调整，新闻媒体自身本来就不够强健的体魄，它的虚弱发生在无数次的编辑部选题会上。可是市场零售的容光焕发，依然取决于媒体的“准法官”角色，它的制服就是它的皮肤，任何的剪裁和修补，穿还是不穿，它都会疼痛难忍。在“准法官”的演出已经如履薄冰的时候，资本对媒体的介入，或者当媒体主编在向CEO转型的时候，记者何为，在当下是一个让我们尴尬的假问题。

　　　 作为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一代，章敬平说自己的脚步正好踏在了时代变迁的鼓点上，他和他的同龄人已经厌倦了“无冕之王”这个劳什子，那纸糊的崇高感和侠士气在他们这里已经失效。他说要寻求第三条道路，他的报道文字就是在绝望和希望之间游走。另一方面，自己的自由意志又跳出来和他的选择作对，他承认了自己的暧昧和投机，这种近乎精神酷刑的拷问显然已经超出了职业范畴。

　　　 我能否相信自己，作为时代的普遍焦虑，这才是真问题。

　　　 怀疑一切包括我们自己，作为一个记者，可以从中获得一种辩证的眼光，在黑暗中怀疑黑暗，在光明中怀疑光明，因为在一个历史的纬度上看，光明与黑暗总是此一时，彼一时。我问故我在，无论是事件的判官还是历史的判官，都不是记者所为，不是追查罪犯，而“问题”才是一个记者真正的敌人。

　　　 一个记者，他的职业生涯也许会死于真相，但他会在问题中存活下来，尽管“脑死亡”和“职业植物人”也是一种活法。要么是财富英雄，要么是阶下囚；要么众星捧月，要么落井下石，这都是媒体“脑死亡”的症候。

　　　 当所有的职业都回归到平常心的时候，记者依然不能卸装，这双穿上了红舞鞋的脚，依然在最广泛的公众视野里旋转。事件在不停地发生，当记者气喘吁吁赶到现场的时候，他只能获得一个被描述出来的世界。而报道出来的时候，这已经是叙述的叙述了，而作为记者的章敬平，他习惯高速运转的大脑给我呈现的世界，就是一个“问题”的环行跑道。他近乎文学式的敏锐和细腻，不仅要复现问题的制造者和接力者，他还试图描摹出问题的走向。或者走向绝望，或者走向光明，而对真相的执著，类似于探照灯，它光区之外的黑暗，有赖于每次思考的角度。

　　　 我们一直以为道义和良知是记者们的日常功课，然而在权势、资本和市场的多重围困下，在采访权还似是而非、面目模糊的时候，这门功课成了全世界最困难的事情。（《向上的痛》章敬平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10月）

　　（作者 张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