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

　　中国总理温家宝风雪兼程，给寒冷的美国东部带来一股热浪。美国主流媒体对此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其中《华盛顿邮报》抢得头彩，在访问之前由总编唐尼在中南海对温家宝作了专访。《纽约时报》等也在重要位置作了报道和评论。

　　在这些媒体中，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包括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形象，肯定远多于否定，正面远大于负面，从字面上看，甚至远远好过他们自己的政府领导人。

　　《纽约时报》评论文章说，四年半前，当时的中国总理访美时，美国人面临的问题既是要让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同时也要用市场的力量促进其进一步民主化。如今情况大不一样了，如果说谁手里还拿着这个“进一步”的杠杆的话，那个人是中国总理温家宝。

　　事实上，在上个月，当WTO裁定美国去年实施的201钢铁保障措施违反了世贸组织相关规则，损害了包括中国、日本和欧盟等其他20多个成员的正当权益时，中国至今没有作出相应的报复性制裁。而在温家宝抵达华盛顿前夕，布什政府一改其含糊措辞，明确警告台湾的“公投”。

　　从行为发生学上说，经济问题政治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经济问题过分的政治化则是一种异化。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年来，这种异化一直发生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因此中国政府一直反对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根据美国舆论，如今的现状是，美国政府以经济为杠杆解决政治问题的能力已经大大减弱。如果事实的确如此，而且将继续持续的话，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政府将面临的新形势。

　　布什政府受到指责较多的地方是，总统先生所到之处只讲反恐，是花钱的政治，而中国领导人则巧妙地将政治、文化用来为经济服务。

　　总体上说，近些年中国民主政治一直在改善，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政府说这是我们自己努力的结果，而某些外国人则强调这是全球化的作用。事实究竟如何，相信自有专家进行研究。政治家们从现实看到的却是，如果美国干预的能力减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反干预，这正是新一届中国政府显示政治改革和能力的机遇。

　　如何在这短暂的时期内，利用经济上的某些优势，朴素地、诚恳地、开明地——正如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描述那样——从容自主地改革，将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对我国新领导人的期望化为现实，是四年后回头评价本届政府的关键。

　　为何要用“冷眼”看小泉和布什

　　陆高峰

　　近日媒体上有两则关于日本首相小泉和美国总统布什的报道，很能说明我们的一些媒体在看待西方的眼神上还存在问题。一则是小泉为推进日本的观光旅游业而身体力行充当广告代言人，这在我们的一些媒体眼里是“经济不佳逼首相披挂上阵”；另一个则是美国总统布什在感恩节之夜亲自到伊拉克慰劳前线美军的新闻，一些媒体称布什此行是在“作秀”。

　　日本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即便是真的“经济不佳”了，也还不至于到了让我们取笑的程度。况且，现年已经61岁的小泉在广告中利用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号召外国游客前来体验日本文化的真正目的，是想通过“旅游立国”来振兴日本经济，同时也是在为“整个政府都要重视发展旅游观光”的政策作出表率。

　　至于称布什到伊拉克劳军为“作秀”，同样也缺乏有说服力的根据。相反，另一条消息表明，在布什感恩节劳军之后，不仅驻伊美军士气大振，而且在美国内的一份调查显示，美国人对布什的支持率上升了5个百分点，达到了61%，对布什本人的欢迎程度则上升了7个百分点，达到了72%。相信美国人民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假如布什在感恩节之夜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千里迢迢来到尚不安全的伊拉克前线是在“作秀”的话，估计也逃不过美国人的眼睛。

　　中西方在意识形态上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但是这并不说明我们在什么事情上都要和他们反着来，更不能看他们的所作所为处处都不顺眼。其实，除了意识形态上的不同，他们在很多时候是和我们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有很多地方做得比我们要好。如果我们处处采取戴着有色眼镜的方式横眉冷对他人作为，势必会使我们失去很多寻找自身差距并虚心向人家学习的机会。而且，媒体在报道西方事务时如果做不到实事求是，也必然会影响媒体自身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公信力。

　　GDP该不该与官员政绩挂钩？

　　刘以宾

　　据媒体报道，绿色GDP核算体系正在国家统计局与环保总局的联合攻关之中，出台后的绿色GDP核算体系将与现行的干部考核体系挂钩。

　　笔者并不怀疑即将出台的“绿色GDP核算体系”的科学性、可操作性，而且充满信心地设想：它将成为一个精密的“过滤器”，在对官员政绩考核时，“无情”地把那些以高额“生态成本”为代价的黑色GDP因素统统“滤”掉。然而，这个“过滤器”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因为它可能无法滤掉政绩追求中全部的非理性成分。

　　相当一部分GDP有可能从该“过滤器”中轻松漏网，因为它几乎与环境污染、自然生态平衡以及资源的过度开采无关。也正是这部分GDP，最易引起百姓义愤，对党和政府的形象有着最大的破坏性，同时也最赤裸裸地展现着某些地方政府以及官员追求政绩中的“非理性”冲动。

　　这方面的典型实例并不难列举。如内地某县级市耗资五亿多元，仿照天安门广场格局修建政府大楼。办公楼毕竟不像小造纸厂、电镀厂那样会造成环境污染，但也能增加GDP，您说这部分GDP算什么颜色？又如，安徽五河县计划投资7000多万元建造“皖北地区乃至安徽省内县级城市中最大规模的商务中心和品位最高的中心广场”即青年圩文化休闲广场，虽然群众强烈反映该工程“劳民伤财”，但也没理由说它违反了“绿色”原则。

　　笔者一直认为：并不仅仅是GDP中的“黑色”部分、而是所有的部分都可能导致政府及官员追求政绩的非理性。所谓“非理性”，是指某些官员的价值判断、兴奋点与政府应持的社会角色、政府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相悖。而长期的实践表明：GDP与官员政绩挂钩犹如一个巨型魔棒，它不断制造着一种可怕的“魔力”，驱使地方政府和官员们寻找一切理由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市场活动、干预企业经营，甚至直接与民争利。

　　绿色GDP是国际惯例，“建设公共型政府”更是国际惯例。绿色GDP标准对于大多数“小政府、大社会”的市场经济国家也许普遍适用，但中国国情的确有些特殊。正因如此，政府体制、官员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才亟待改变，而GDP问题无疑是需改变的重点之一。GDP与政绩挂钩的做法，虽然能从过去的政治理念中找到根据，但新一届党中央已经对新的“发展观”做出诠释，官员的政绩观也应随之转变。政府及官员的政绩追求，主要应来源于“建设公共型政府”的目标和理念，即从过度依赖GDP、盲目攀比GDP的误区中走出，转而把生态环境、公共设施、市场秩序、信用环境、治安环境的建设，作为核心责任和显示官员才能、追求政绩的大舞台。

　　克林顿的警告不是耸人听闻

　　徐家德

　　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在不断地战胜疾病和瘟疫中取得的。这种斗争是不间断的，一种生存威胁消除了，另一种威胁也许正在悄然袭来。今天，当我们还沉浸在抗击SARS斗争取得胜利的喜悦中时，一种危害性更严重的威胁正向我们逼来，这就是艾滋病。

　　至今为止，我国有百万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而且每年将以30%的速率递增。也就是说，艾滋病蔓延势头如不马上得到有效遏制，到2010年，我国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将达到千万人。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最近忠告说，如果在未来的数十年里，中国的艾滋病患者达到3000万至5000万人，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的丰硕成果将毁于此。这并非是耸人听闻的玩笑，现在是到了严肃正视这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