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 磊 见习记者 隋 海 上海报道
12月9日，美国华盛顿特区大学俱乐部（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ｌｕｂ）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堂。
顺着米尔顿·科特勒Ｍｉｌｔｏｎ Ｋｏｔｌｅｒ的叙述，记者很容易进入了这样一幅画面：科特勒坐在壁炉旁，膝上放着本小提琴演奏家帕格尼尼的传记，阳光斜射过窗栏，流淌在古旧的橡木地板和厚厚的地毯上。
科特勒的身边坐着富兰克·冯托（Ｆｒａｎｋ Ｆｅｎｔｏｎ）——美国驻布鲁塞尔“国际钢铁协会” 前首席代表，和其他几个议员，他们谈论的话题是8月份科特勒在华盛顿注册成立的非营利、非政府组织——“中美商务发展委员会”（Ｓｉｎｏ－Ｕ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
按照计划，从明年开始科特勒和他的中国战略合作伙伴，将帮助一批批的中国企业家赴美会见立法、行政和商界的领袖人物，以建立私人联系。
与此同时，俱乐部楼上的一个房间内，由美国民主党举办的教育政策方面的一个小型会议正在召开。三个小时之后，这个俱乐部里的多数人，又将动身前往同一个地点：丽兹·卡顿酒店。
在那里，美国商会将主办欢迎中国总理温家宝访美的宴会。
这个俱乐部，在1904年由素有“大象总统”之称的美国前总统霍华德·塔夫托（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ｏｗａｒｄ Ｔａｆｔ）创办，位于第16大街，与白宫以及科特勒在华盛顿的办公室仅一街之隔。科特勒同时也兼任该俱乐部的国际部主席。华府的政府官员、议员、法官、商界要人、知名律师和记者是会员的主流构成。
与此同时，他的秘书Ｃａｔｈｙ正在办公室里为他电话预订周三（美国时间）从纽约飞往上海的机票。70岁的人了，日程表依然排得满满，似乎在和时间赛跑着：“我现在每年平均去中国有八次左右。科特勒营销集团在中国的主营业务是营销战略的咨询和培训，从明年开始我们要拓展在中国的业务，并希望通过中美商务发展委员会的工作，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企业界与美国各决策层的‘绝缘’状态。”
让中国企业家在华盛顿讲故事
已年近60的创维数码总裁黄宏生，上个月一直忙的事情就是“补习英语，而且是恶补”。创维数码是科特勒在中国的一家中国客户。
这还得从去年8月份说起：当时，美国田纳西州一家家用电器设备制造商五河电子（Ｆｉｖｅ Ｒｉｖｅｒ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菲力浦的一个子公司），在美国两个电视机组装工人工会的支持下，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指控，要求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电视机加征高关税。
2003年11月25日，美国商务部公布此案初裁结果，宣布倾销成立。尽管不是终裁，但中国电视机的美国进口商，已经必须开始向美国政府的一个托管帐号缴存相当于此次裁决倾销额度的资金。
黄宏生粗粗估算了创维的可能损失：按原计划，创维每年向美国出口100万台数字电视，五年就是500万台，每台均价200美金，算下来创维失去的将是一个订单价值高达10亿美金的美国市场。
“创维还不是最大的牺牲者，同行已是血流成河（长虹被认定的倾销差价为45．78％，ＴＣＬ和康佳则分别为31．35％和27．94％）。”
“局面非常不利。”黄最后忿忿说，“那个州，那个企业，我连听都没听到过。”
但在科特勒看来，这却是一件“100％可以避免”的事。
“美国现在哪里有电视机制造产业？怎么可能还谈得上倾销！与曾经的糖精和家具案例类似，说到底这只是自由贸易和华盛顿政府保护主义之间的政治乒乓球赛罢了。”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科特勒表示，如果任何一家中国电视机制造企业的老总，与美国商务部官员、参众议员，甚至行业协会的领导，进行过私人的沟通，这种请求可能都不会被受理。
正因为亲眼目睹类似事件一再发生，科特勒今年年初萌发了搭建一个平台的设想——每年美国的“两会”期间（美国国会开会期间），把中国的企业家送到美国进行沟通，“这也是一个与美国各利益团体进行非正式谈判的机会”。
科特勒说，他将这个想法，与Ｂｉｌｌ Ｈａｗｋｓ（前美国驻中国副大使、9月份因病逝世）、Ｆｒａｎｋ Ｆｅｎｔｏｎ以及一些参众两院议员沟通后，得到了认可。
科特勒集团中国区总监曹虎认为，潜在的收益可能不止于此。他举了一个例子：1988年中信收购了美国一家名为凤凰钢铁厂的濒临倒闭的工厂。在投入了2500万美元进行设备更新后，将其更名为中信美国钢铁公司。“公司现在发展势头非常好，雇佣了很多当地人。”
“现在很多美国老百姓都以为是中国人夺走了他们的就业机会，但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科特勒中国的企业家必须在华盛顿发出自己的声音。”曹虎说。
第三条道路
就在科特勒等待参加欢迎温总理宴会同时，在大洋另一岸的北京，中国国际经济科技法律人才学会（以下简称“中经会”）的常务副会长胡晟盛，正在办公室研究着一份名为《建立美中商务发展委员会（草案）》的文件。
中经会作为中美商务发展委员会的中方战略合作伙伴，胡认为“这是一个意义和前途都看好的运作”。
科特勒来华后，将就美中商务发展委员会具体合作方式进行细节探讨。“企业家急、我们急、科特勒更急。他很期待能在今年年终之前，在华盛顿组织一次钢铁、纺织等出口和海外扩张比较有潜力的中国企业的企业领袖论坛，届时将邀请美国众参两院议员和官员参加。”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海闻教授和前Ｍｏｔｏｒｏｌａ中国公司财务总监Ｓｔ Ｃａｒｒｏｌ对于这种由两国非营利、非政府组织做出的试图化解贸易争端的努力和方式，都表示看好。
海闻教授说：“司法方式是解决贸易争端的一种形式，是主流方式，但也有很多劣势。比如成本高，层次比较低，实际效果并不好等等。中国公司面临小的贸易争端的时候，华尔街的律师行通常的律师费就是50万美金，中等规模在100万，像华为和Ｃｉｓｃｏ的案件，美国律师行一收就是百万甚至上千万美金。而且都是一种事后救济，被诉倾销方都很被动。而民间的公关则完全相反。”
先前听过科特勒就此类问题所作的演讲的一位中国企业家，至今仍记得科特勒的一段话：“在等待商务部最终裁决出现之前，能够做的不只有等死和聘请律师安排后事，事实上仍然存在着渠道可以去ｍａｋｅ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作出改变）。对一个熟悉程序的人来说，手段一直就在那里。现在你们看不见，但事实上这就像伸手按下电灯开关那样容易。”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的主任刘建风也认为，这种方式值得尝试。他告诉记者帮助民营企业走国际化发展道路，也一直是政协的工作重点之一。这也使得他目前正在思考，如何在这个计划和政协的工作中找到会集点。
事实上，中国的民间力量，已经有过类似的参与和努力。如今年9月份，包括八名全国政协常委或委员，以及三名全国人大常委或代表在内的由十几位中国知名民营企业家组成的“中国光彩事业代表团” ，在中华全国工商联第一副主席胡德平的率领下访问美国。参与者中包括东方集团董事长张宏伟、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
游说组织，还是公关组织？
当被问及“委员会”从某种意义上，是否可算一个游说公司（ｌｏｂｂｙｉｎｇ ｆｉｒｍ）时，科特勒嗓门陡然提高了八度：“不，不是的，两者绝对、完全不同。”
他表示，委员会将只是一个提供互相了解机会的平台：不代表任何方的利益、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派、是一个中立的机构。
“这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但是性质类似于公关公司。”
科特勒说，印度人也承接了从美国转移的一些产业，比如说呼叫中心的业务，但美国国内对印度指控并不多。“你们也许不知道，印度的企业和政府，在对美公关上每年都花不少钱。中国必须学会营销自己。”
对此，复旦大学的吴兴伯认为，美国政治就是制衡，而表现出来就是此消彼长。“除了日常的公关和营销，聘请游说公司以求在关键时刻把声音传达给适当的人，也是应当考虑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都会提升中国在国外的舆论等诸多方面地位。”吴说，他在美国国会考察的时候，就听说过在议员进入议会大堂时收到游说公司递上的介绍资料而改变立场的案例。
国外机构代表中国行业协会和企业进行游说的事件，其实已经有过先例：
2001年11月，以ＢＩＣ公司为首的美国本土打火机制造商向美国国会提案，要求对进入美国市场的打火机实施更加严格的技术检验，即所谓ＡＳＴＭ标准。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法规处处长高向军告诉记者，当时他们很悲观，以为没戏了，“考虑请律师做，但费用又实在太高了。”
经过沟通和协商，美国国际安全打火机协会出面帮助商会和美国销售商进行应对。在美国国会关于对进口打火机实施ＡＳＴＭ标准检验的听证会上，协会先后两次从ＢＩＣ公司的证据漏洞进行突破，最终使ＢＩＣ公司的立法建议被美国国会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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