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曹 林

　　之所以用这个标题，是因为看过一篇名为《流浪的自由》的文章，那时正值收容遣送制度成为众矢之的之际，作者在文中诗意地铺陈：我是流浪汉，但我也是人，所以也有人的尊严；我是乞丐，但我也应该有自由，因为我也是合法的公民。我想到哪里流浪，就到哪里流浪，不管天南与地北；我爱到哪里乞讨，就到哪里乞讨，无论城市与乡村。

　　自由是个容易让人眩晕的词儿，无论什么东西，只要嫁接上自由，就有了道义上的合法性和被追捧的禀赋。但自由实质上又是相当脆弱的，一旦遭遇到现实、细节和问题的追问，自由又会变成他人的地狱。所以针对流浪问题，笔者要谈比自由更可靠的价值，就是流浪者的责任。

　　前天下午深圳城管再次开展了一次救助流浪人员的专项行动，将9名在红荔路上发现的流浪人员送往救助站救助，但在市救助站门前，9名流浪人员竟全部拒绝进救助站接受救助，按现行的有关救助规定，城管人员最终只好眼睁睁看着9名流浪人员又全部重新回到街头。深圳市城管办某官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此很无奈。

　　为什么拒绝接受救助呢？无疑，乞讨已非无家可归、身无分文的流浪者求生的无奈选择，相当一部分的流浪人员已经把乞讨当作谋生的手段：不仅可以糊口，还有很大的节余可以存到银行，寄回老家，留着娶媳妇。

　　在这个现实面前，城管办的无奈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对他们进行强制收容，但他们无序的存在又确实对城市的秩序带来了不少麻烦，又是环境隐患，又是交通隐患，又是治安隐患，流浪群体已成为一个城市相当大的犯罪源。目前深圳有2000多名乞讨、卖花等流浪人员，可以预期的是，在“流浪利润”引力下，这个数字肯定会越来越大。而且如今有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因为城管的无奈，这养成了乞讨者“依弱卖弱”的群体劣根性，就像“艾滋小偷”一样，觉得自己有破坏秩序而可以不受惩罚的豁免权，这种“自由”已经对城市里更多人的自由构成威胁。

　　这时候责任就显得相当重要，也就是乞讨作为一门职业乞讨者应该承担的责任。流浪乞讨者的素质一般都不高，让他们自觉地负责任只会是对牛弹琴。怎么办呢？必须把他们纳入法律体系的治理之内，在社会道义上可以把他们当作施以救助的特殊群体，而在法律上，必须视他们为权利－义务－责任的法律人，跟日常中每个社会人一样，犯了禁，就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以法律的约束强制性地培养他们的责任感。

　　这方面北京市的做法就很好。最近该市出台法规禁止在地铁等轨道交通的车站内或列车上乞讨、卖艺等危害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的行为：在车站出入口、车站和列车内乞讨、卖艺、吸烟、躺卧、擅自销售物品等行为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就把乞讨者当作正常人纳入到法律的治理框架之内了。

　　针对北京的做法，有人认为“车站禁止乞讨剥夺了乞讨者的权利、限制了其人身自由，尤其对于乞讨者这种弱势群体而言”——这种议论是相当幼稚的，也代表了当下时评界流行的一种不负责任的泛自由论调。其实，脱离了责任纸上谈兵的“博爱”是廉价的，法律对每个人平等的对待才是最务实最可靠的“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