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有“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的记述。司马迁记载的是“秦宫室”，秦宫室是不是阿房宫？据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李毓芳考证，阿房宫是秦始皇准备修建的政令中心，与咸阳隔渭河相望。修阿房宫不到一年多，秦始皇就死了，劳力被拉去修秦陵墓，陵墓没修完，秦二世就垮台了，阿房宫的活也就没完。也就是说，项羽西屠咸阳的时候，阿房宫是一个还没有封顶的“形象工程”，项羽焚烧的，是当时秦王室所居住的宫室，而不是阿房宫。【详细】

画家笔下的阿房宫美轮美奂

　　然而，后代普遍认为阿房宫是项羽焚烧的。这是因为晚唐诗人杜牧根据传说，写成了“阿房宫赋”这一名篇。在这篇名赋中，诗人充分运用想象力，对阿房宫的建筑和宫内的奢靡生活进行了夸张的描述，对后世撒下了弥天大谎。末了，写到阿房宫被焚烧这段“历史”的时候，用了“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这八个字。【详细】
　　这篇名赋流传久远，于是，“项羽焚烧阿房宫三月”的传说逐渐就成了后来众人都深信不疑的历史。
　　在缺乏考证传统的浩瀚历史中，项羽从此就背上了“焚烧阿房宫”的罪名。这罪名一背就是2000多年。

　　这种文学化的历史叙述方式，在浩如烟海的二十五史中，可谓比比皆是。
　　西汉司马迁被汉武帝宫刑之余发愤而作《史记》，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作为中国25史的开篇巨献，《史记》开了用文学的方式来纪录历史的先河，其本身就被认为是一部文学作品。例如，《史记》在评价尧时，用了这样的字眼：“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学化的描述方式。

　　这种传统延续到今天，于是就有了各种“戏说”类的历史影片和历史肥皂剧的泛滥。在这类电视剧里，清朝开国以来战功卓著的多尔衮，制造“扬州十日”惨剧的屠夫，成了对“大玉儿”旧情难忘的痴情汉，《孝庄秘史》“编织出最低限度不下于宝黛爱情的悲剧。”（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主任杨珍语）。康熙皇帝没事就出宫溜溜，身边老跟着几个不三不四的跟班和甩不掉的娘娘，没有故事，也硬要编出些故事来。当然，还有那虽然“坏透了”，却仍然不断得到乾隆皇帝宠爱的贪官和珅。
　　而港台的大多数电视剧还在屏幕中打出“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等自证清白的“声明”，那些“秘史”、“戏说”之类的文化产品，却连这些都省了。不读史书的观众，乍看了，还以为历史就是这样的呢。

【我来说两句】

　　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在分析中国明清社会之所以落后于西方近代社会之发展的原因时，认为正是缺乏精确的“数目字管理”，才导致国家管理的水平低下，不适宜现代工商业的发展。
　　事实上，“数目字管理”的手段之落后和缺乏，又岂独独在经济领域？
　　中国的正史，向来都是为三皇五帝服务的“官修历史”，是以臧否人物为能事的历史，而非纪录社会面貌的历史。这种史学的传统，造成中国社会大多数人对历史的认知仅仅停留在功过与是非之上，而对历史发展的社会经济因素和推动力认识不足，对历史也缺乏数量上的横向和纵向比较。
　　例如，史载，战国秦赵之战中，白起坑了赵国40万降卒。这个如此“准确”的数字，造成了后代对这段历史的纷扰不息的争论。为什么不是40万零1人，不是30.9999万人，而偏偏整整是40万人呢？这40万降卒中，有多少卒、多少将、多少“百夫长”？
　　在众多的史学著作中，“斩首万余”这样的叙述，屡见不鲜，还有象“屠城”这样的记载，在《资治通鉴》、《汉书》、《后汉书》这样的史学巨著里，基本都是一笔带过，连死了多少人都无法知晓。
　　至于日本侵华战争中，广受关注的南京大屠杀，到底死了多少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日本大学教授秦郁彦博士提出，南京大屠杀的真正受难人数只有5、6万，日本政治评论家板仓由甚至断定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最多只有两万人，1946年，东京大审判最后判定，日军在南京屠杀了20万中国军民，而对主犯松井石根的判决却是率军在南京屠杀了10万军民。在中国，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墙上，受难人数只有简化了的“300000”这样一个数字。这一人命关天的系列数字相差如此之大，最核心的问题，在于中国方面，并没有一个权威的统计资料，包括死者的姓名、年龄等，都是一团浆糊。南京大屠杀如此，整个抗日战争的受难人数和资料统计，更是如此。

日本靖国神社内供奉的历次战争的亡魂（小图点大）

　　而反过来，我们看到，日本的“靖国神社”中，包括日俄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包括中日、日美战争）等历次战争、战役中阵亡的军人都有准确的数字，具体姓名都有资料可查，死者的遗物、相关资料保存得相当完好。
　　还有，美国越战纪念碑上，57692个越战阵亡者的名字都被雕刻载纪念墙上，每天都有人在上面寻找、摩挲着亲人的名字。而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只有一串周恩来总理撰写的文字和一些符号化的雕刻，那些从1840年以来在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事业中牺牲的亡魂，都被抽象化成为一个概念，供人们景仰。
　　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就在孤零零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南面，矗立着巍峨的毛主席纪念堂，全面展示着这位革命家的一生传奇。而这位老人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却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另外，1960年前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有几种不同的说法，1000万，2000万，3000万，总之这个数字是没有定论的。才隔了40年，对这段历史公案都没有了准确的统计数字和统计资料，时间一长，这些被饿死的亡魂，在历史的记忆中，难保不会彻底“消失”……

　　最近据华商报报道，当年打井发现“世界第八大奇迹”兵马俑的9位农民，在陕西秦俑馆的一号坑介绍文字中，只有惜墨如金的八个字介绍这个世界奇迹被发现的经过：“当地农民打井发现”。“当地农民”，他们是谁？为什么不能将他们的名字写出来？
　　据了解，当时文化馆的一位同志后来也被称为发现者，而且经过一些媒体的报道，反而成了“秦俑发现第一人”。【详细】

发现兵马俑的三位老农民杨培彦、杨文学、杨新满

　　历史的真相，就在这种有意或无意的“遗忘”中，蒙上了真真假假的灰尘。在这样的模糊化记载中，50年过去，100年过去，有谁会记得这9位发现者的名字？难道农民就不配被载入史册？

【我来说两句】

　　中国的历史，自古以来就分为正史和野史两路。正史所述，多是为着道统所需，这种“以史为镜，可知兴亡”的传统，注定了正史的单面性。而民间野史，又因为其信息的来源有限，只能限于局部的解读和诠释，所以，存在诸多的错解。
　　正因为正史主要是为三皇五帝的“长治久安”服务的，所以注定这种历史存在诸多的对当权者政绩的粉饰和歌颂，而不惜扭曲甚至歪曲历史的真相。虽然，中国历史上不乏“秉笔直书”的史官，但纵观历史长河中，因得罪当朝权贵（或帝王）而被贬被杀甚至被满门抄斩的史官或御史也多如牛毛，史称“史狱”或“史案”。诸如春秋时齐国臣子崔杼弑君后连杀三位秉笔直书的史官、司马迁忤逆汉武帝而被处以宫刑等等，皆是历史上有名的“史案”。
　　最典型的当属明成祖朱棣杀害亲侄子明惠帝朱允文登上皇位后，为了表明其皇位的正统性，而将侄儿惠帝在位四年中已经完成的《明太祖实录》和建文（明惠帝朱允文年号）四年来的政治文字全部烧毁，并大肆迫害这些文字的作者。永乐年间，《太祖实录》曾经两度修改，朱棣为证明自己皇权的“正统性”，甚至不惜修改自己的出身（据民间史料记载，朱棣乃是庶出，其出身受到正统臣子和文人的非难）。永乐五年朱棣下令撰著名的《永乐大典》，名为搜集古今文献，实为消除不利于己的观点言论，掩盖其“篡位”的历史事实，压制士人的思想。
　　与此同时，中国还存在众多的“诗案”和“书案”，即因言获罪，俗称“文字狱”，这是压迫民间思想的手段之一。“文字狱”发展到明清两代，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史称“康乾盛世”的乾隆年间，乾隆帝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满清不利的书籍一万三千六百卷。据统计，在清王朝268年的统治时间里，发生了160余起文字狱，几乎一年半一次，主要集中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至乾隆朝达到高潮。乾隆在位63年，制造的文字狱有130余起，打击对象已经不仅仅限于士大夫阶层，几乎成为全民的劫难。文字狱下，许多名士，如吕留良、屈大均、王锡侯等等都成为刀下之鬼。不仅如此，还有的子孙和亲属都被株连，满门抄斩，甚至对一些已故的文字作者，还要挖墓戮尸枭首。其手段之残酷，令人发指。
　　在这种高压统治下的御史们，能不尽力迎合皇权的需求，极尽粉饰吹捧之能事？在这种高压政治下，又有多少史官们，敢拿着自己和全家老小的脑袋，去直书当权者的过失？
　　而中国史学的悲哀，还在于绝大多数正史都是食皇权俸禄的史官们书写的，即使都是“只说前朝事”，但与本朝有关而有涉及到皇权权威的记载，有多少是可信的呢？

【我来说两句】

　　21世纪的今天，时代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在这个崭新的时代，网络的发达和民间信息交流的技术手段的发展，必然给史学带来深刻的变化。互联网的信息流，已经成为史学发展的大平台。
　　这个时代，文化信息的繁荣，必将使历史的记载更趋于理性，更接近于真实。
　　也只有在这种真实和理性的基础上，未来的人们，才会更加尊重历史的真实，树立起这个民族的新的史观。

【我来说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