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搜狐星空2003接近年终的一个专题，《 从460个“孙志刚”看中国之走向》的结构和其所提供的材料，似乎向我暗示着一种关系，那就是：2003年中国收获的进步与一些个体生命的消失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 实际上，我们许多人可能在潜意识里已经接受这种关联了。可是当这种关联被潘多拉的一篇时评明确触及了的时候，还是在我们这个关心时评的圈子里引起了激烈的争议。

　　潘多拉的文章叫作《他们也是“烈士” 》，从在南京为拆迁自焚的居民翁彪，说到在收容站被殴打致死的湖北大学生孙志刚，他认为，他们都是“以个人的牺牲推动一个地方或整个国家在某个方面的进步”。

　　作为搜狐举办的首届时评佳作评选的一个评委， 我曾经认为“作者的价值判断是独特、鲜明的，也是大胆、有力的。这样的价值判断，有深远的历史眼光，有细密的现实观察。可以说是时评作品中的佳作。”并推荐为一等奖。但是这篇文章和我的评价都受到了网友们的质疑。

　　有网友“光明在黑暗”评论说：“翁彪属于典型的恐怖主义行为——我们不能因为他的初衷具有正义性而给予理性的认同，我们是可以从公民维权无门、官逼民反的角度来肯定，可是，毕竟，今天的中国已经受到自由主义的启蒙，我们的观念不可以还停留在过去，盘多拉的评论很尖锐，但是，包含着改良主义者十分警惕的革命激情的危险，如果把这样的文章评为一等奖，我有理由建议评委马先生重温自由主义的原则。孙志刚也不可能是烈士，他的死亡，不是主动反抗的结果，而是被动的，他只是制度的牺牲者而非反抗者——至少至今没有证据证明他是反抗者。”

　　另有网友“我是老杨”认为：“媒体与作者可以为当事人鸣不平，控诉制度的不公平与黑暗，但绝对不能鼓动暴力，不能提倡自焚这种行为，不能鼓励以自杀来与不公平进行抗争，此文显然与现代文明及价值观背道而驰。”

　　斑竹赵牧则认为：“‘不死几个人总是解决不了问题’，这是中国的现实。本文的烈士是比喻意义的，是意在说明中国的现实，而且文末也表明并不赞同效仿。但他们确实有为每一个免遭恐惧的自由而死的那层意思，能让中国人认识到这一点，而不是仅仅庆幸自己的幸免，唤取在道德上有承认这一点的勇气，还是有价值的。”

　　这篇文章和这种争议是有价值的，它们触及和唤醒了我未曾深思的问题。那就是：在我们大家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的时候，怎么评价在这个过程中——影响了这个结果的——逝去的生命？他们的死去是必须的吗？

　　潘多拉作出的是一个价值判断。他的演绎逻辑如下：凡是为社会的进步而付出生命的都是烈士（当然这不是《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的标准）；翁彪、孙志刚的死，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社会进步的结果；所以，他们是烈士。应该说，这个价值判断在2003年的历史中确有事实判断的基础——也就是事物之间的关联性。而否定这种价值判断的，是另外一种价值判断，就是希望我们这个已经革命过了和动荡过了的国家更平和地进步，而少一些冲突和暴力，少一些生命的流逝。价值判断的相互冲突是很正常的。

　　我的价值判断，分两个条件来说：

　　第一，古今中外，任何以革命的形式推动历史进步的过程，都避免不了“生命的成本”，甚至千万人头落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的价值更不能否定，尽管有些“命”，从事后去看，可能是不必去“革”的。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处于历史中的人。虽然黑格尔把历史的进步归为理性的展开过程，但他描述的历史进步，仍然需要人的热情注入。而这种历史热情，是需要人血来加温的。中国革命、俄国革命、法国革命，皆如此，尽管我们事后更羡慕那不死人的英伦进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人性”的问题，而不是“理性”问题；是事实问题，而不是“主义”问题。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主题歌词有一句：“为你洒热血，为你抛头颅，一壶烈酒，就是一部史书”，作为对一种价值的张扬，我当时听着确实感到别扭；但作为事实描述，我得承认，历史可能就是这样的。

　　第二，在和平时期，在国家已经走在进步的道路上的时期，进步的“或早或晚”必将来到的特征更加明显。在这种条件下，我在价值上明确否定以任何生命支付任何进步的成本。别人也不能把“他”当作成本。在这一点上，康德的命题居于首位：“人是目的”——当然是指活着的人。我们不能互相视为工具，也不能相互视为“进步的成本”。我们当然不能认为有些人的死是”值得“的，哪怕他换来了更多的享受的进步。

　　基于这种判断，我认为，翁彪的死亡当然是不必要的，没有人需要翁彪去死，没有人有理由提出这样的要求。换句话说，即使他自己和我们大家都住不上房，都在拆迁中受到不公平，也比他一个人的死亡要好。他的死就像任何一种处于绝望中的人的死亡一样，没有什么必要和不必要的问题，更不能作积极的价值判断。但是，以这种没有必要的极端形式表现的绝望，确实比其他形式更触动人心——正因为他是不必要的。这就是事实与价值的悖论。潘多拉触及和我们大家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悖论。我们只是站在这个悖论的不同的侧面，却不能改变这个悖论。

　　孙志刚的问题更简单一些。这个孙志刚和在这一年里另外460个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屈死的人一样，当然不是“进步的成本”，而是“不进步的成本”。看到这样以人的生命作为成本的“不进步”，我们才有进步的迫切感。有人说，孙志刚案促进恶法废除；在搜狐网主办的“2003年推动中国进步十大事件”评选中，孙志刚案的投票遥遥领先。这都反映了人们对事物关联性的认识。但是，这种关联性不足以否定：在事实判断上，孙志刚不是为这样的进步而死的；在价值判断上，我们也不能认为孙志刚或者任何人应该为这样的进步而死。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进步可能是以冲突的形式展现的，也可能是潜移默化的。2003年我们看到的进步，更多地具有一种事件性冲突的色彩，至少是在冲突性的事件中得到展现，引起关注的。这增强了进步的感染力和直观的效果。但是，这也可能使我们迷信冲突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