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北京8名大学生被“血头”组织参与卖血，卖血的钱最后被“血头”抢走，这件事再次引起人们对“血头”问题的关注。据调查，在一段时间里，北京血液中心门口几乎每天都聚集着10多个“血头”。在北京8名大学生卖血钱被“血头”抢走事件的当天，就有100多人在“血头”组织下被拉到北京血液中心城西分站，顶替了10多所学校和一些公司的献血指标进行了献血。

　　“血头”猖獗的原因深究起来其实很简单，是因为有“黑血市”的存在，而“黑血市”的存在，从市场学的角度来说，则是因为血液的供不应求。

　　目前我国的血液收集方式主要有三种：一、卖血形式，约占全部用血量的六成左右；二、公民义务献血，领取国家规定的营养费，占全部用血量的三成多一些；三、无偿献血，还不足全部用血量的一成。

　　我国从1978年开始开展公民义务献血活动。1984年，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总会开始在全国倡导无偿献血。1998年10月1日起，我国正式实施《献血法》，以法律形式来推行无偿献血制度。

　　虽然随着义务献血的推广，我国的义务献血比例在不断提高，但现实中的巨大的供需矛盾，依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有这样供不应求的现实，又有巨额利润的诱惑，“血头”的出现就不足为怪了。

　　事实上，公安机关这几年一直在打击“血头”，但这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解决的惟一途径是让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人踊跃加入自愿献血的队伍，实现采血和用血的供需平衡。

　　那么为什么人们无偿献血的积极不高呢？分析起来，原因主要不外乎普通民众担心献血时因为针头等采血设施的不洁而被病毒感染。由于我国采血技术人员素质普遍偏低，加上采血管理混乱，出现一些由于输血或采血而被感染艾滋病病毒的艾滋病患者，导致一些人对因献血而感染艾滋病的恐惧被不适当地放大。这种担心，实际上是普通民众对血库的“信任危机”。

　　据中国输血协会1996年的统计，当时全国268个正规血站和4个医院血库的11382名职工中，拥有高级职称的仅占3.8％，中级技术人员占21.9％，初级职称高达50.3％，没有技术资格的占24％。尽管近今年来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依然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采血业务的需求。

　　另据我国1996年发布的国务院令《血液制品管理条例》和1998年10月1日起实施的《血站管理办法》的规定，要建立血站，必须在人员配置、建筑和设施、基本设备、技术操作规程等多方面达到国家所规定的要求。然而《南方周末》1998年提供的数字显示，1998年前后，我国正规的血站不过347家，而卫生部仅仅在河南省的一次清理整顿中就查处有案可查的非法血站200余家，整顿后仅剩20余家能够符合国家标准。

　　因血站存在高素质工作人员不足和管理混乱的问题而引起的“血祸”灾难真是触目惊心。

　　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在99年一夜之间闻名全国，成为举世瞩目的“艾滋村”。文楼村共6个自然村，全村3170人，1995年前有偿献血员大约1310人。据媒体披露，这个村有61.9％的村民因卖血而感染上了艾滋病！据该村计生干部介绍，1999年他们村有42人去世，2000年是44人，其中青壮年占到30％，几乎都是死于艾滋病。

　　根据国家卫生部的资料，单在山西省1995年到1998年来对42万余人进行了血清艾滋病毒（HIV）抗体检测，其中有40万人是提供血（浆）者，2万人为其他高危人群。在所发现的134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只有2例是通过不洁性行为感染，而有132人是通过血液感染。

　　因此，鼓励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人踊跃加入自愿献血的队伍，实现采血和用血的供需平衡，必须提高血站工作人员的素质和责任心，同时加强对血站的管理，从一次性采血设施的购买到整个采血流程的监控，都必须严格按照规定来做，重建人们对血库的信任，才能够提高优质血液的供应量，从而从根本上使“血头”的猖獗行为以及各种灾难性的“血祸”得到有效遏制。

　　（作者 林平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