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专家）多少还有一点正义感……再说，借论证的机会掌握典型案例，也可促进学术研究，这样的论证会，即使不给钱我也愿意去。”这是对最近几年频频出现的“专家论证会”持肯定观点的两个重要理由。更有曾经参与论证的学者坚决否认“重金收买”之说：“如果为了钱，我相信今天北京的法学家没有一个愿意去参加论证。”果真如此吗？目前法院审而不判、议而不决的“疑难”案件越来越多，“专家法律意见书”也满天飞，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不少为人师表的法学精英活跃于各种在审案件的“专家论证会”上，似乎都在热切地发挥着他们的“正义感”。

　　　 京城一位精于此道的资深律师谈及“专家论证会”操作程序时说：在审案件一方当事人通过律师，以咨询的名义，找到某法律学术团体，这类法学团体（以下简称“学会”）凭借其所掌握的有关领域的权威资讯，向其开出一张专家名单和账单，当事人认可后即成为委托人。“学会”开始与专家的经纪人（一般是配偶或学生）联系，商定时间后，即派专人携案件资料和现金上门拜访。资料是委托人提供的，当然不包括对其不利的东西，“学会”也不会主动收集。至于现金数量，则因知名度而异，据说当今某大名鼎鼎的民法“学术带头人”的“论证费”（或曰“咨询费”、“辛苦费”、“车马费”、“出场费”）是每45分钟1万元人民币起价。专家们一般会欣然笑纳，承诺“同去同去”。届时，专家学者济济一堂，首先在一张白纸或没有实质性内容的近乎白纸上甩下各自的大名，这一环节非常关键，相当于画龙点睛，但与传统的先画龙后点睛有所不同，此处是先点睛后画龙。接下来“画龙”正式开始，“学会”主持人介绍情况后，作为论证会出资人的案件当事人不免慷慨陈辞一番，专家学者受其感召，轮流附和，同仇敌忾。主持人看时辰已到，见好就收：“专家发言将整理成文，送交诸位审阅。”专家一般表示：不必麻烦，委托某位学生代行确认即可。主持人与出资人皆欣欣然，于是鲍翅便餐侍候。不日，专家法律意见书打印成册并附前述“龙睛”，火速呈递人民法院，恳请受案法官“看着办”。当然导演此事的“学会”绝不会白忙活，账单所列，早已包括一干人等之劳动所得，其得天独厚的无形资产在此得以淋漓尽致地物化。也有律师不通过“学会”，直接联系专家，组织论证会———这样的律师应该是大腕。

　　　 此类事看起来像演戏，案件当事人出资并提供素材，“学会”做编导，专家学者当演员。专家学者谈钱本是俗事，于是就有了经纪人和律师。而一方当事人见对方搞了“专家论证”，觉得倘不如法炮制就显得失道寡助处了劣势，于是也花钱有请，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实践中，曾发生过同一案件双方当事人都先后找到同一专家，由于提供了不同剧本，不知是因记性衰退，抑或别的什么原因，于是同一题材的不同脚本再次上演。同一专家欣然客串，唱罢白脸唱黑脸。这便是典型的吃了原告吃被告。“专家论证会”虽然也都打着探讨、研究的旗号，但一般基于两项基本前提：一是委托人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或背后有权势撑腰，是故，法律援助案件一般与此无缘；二是所论证的案件正在法院审理当中，倘若某位专家是受案法官昔日师长，那就再好不过，花多少钱都值得，但如果法院已作出生效判决，则失去论证意义，当事人就断然不会出资了。可见，这样的“专家论证会”无论在物质上还是意识形态上，俱以案件某一方当事人为本位，其客观公正性很难保证。

　　　 笔者认为，学术团体组织专家研究论证疑难案件，本无可非议，但眼下却变了味儿，“专家论证”成了“非常畸形的司法制度下产生的怪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语）。解析开来，却也无非三方面缘由：首先是人民法院的公正性、透明度与审判效率不尽如人意；二是当事人用意明显在于请法学顶尖大牌对法院施压；三当然是苍蝇不叮无缝蛋，有学者甘愿出卖名誉，“有钱能使鬼推磨”。

　　　 也许有人会说：反正这只是一家之言，听不听完全在你，何必动辄给人扣帽子？窃以为不然。所谓专家学者的最大优势，在于其扎实的学术功底、对法律的精通和见微知著的宝贵经验，纵然只有当事人提供的片面资料和避重就轻的陈述，他们也理应能够道破案件症结与问题实质。哲人拉贝莱说得好：“学术无良知就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就是社会的毁灭。”法学专家若无良知，则与助纣为虐无异。

　　　 在也算中国特色的“专家法律意见书”满天飞的司法环境下，笔者还想向法学专家们讨教一二：这专家法律意见书究竟是个啥东西？如何对其进行法律定位？活跃于论证会上的专家学者既不是涉案证人、也不是鉴定人，更不是诉讼代理人，名不正则言不顺，与案件无关的“学会”或专家学者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就不具有证据效力，根本不能算是法律文书。专家学者本应遵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现如今，陈寅恪式的学者能有几人？笔者所见，不少法学界顶尖大牌在法院审理期间，拿一方之钱，取一方之证，议一方之事，不少“学会”貌似公正，实则变相代理。“专家论证”的实质是利用专家在司法界的影响力和学术权威向法院施压。笔者不排除其中有匡扶正义的成分，但就建设法治国家而言，其弊远大于利。不受规制的“正义感”和“科研需要”，即使不受金钱左右，也易导致另一种人治，而且败坏了整个学界的风气与声誉。

　　（作者　温先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