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李健 整理/汪才胜

　　【提要】入狱第六天，他的四肢莫名瘫痪。就在他悲观绝望，写下遗书准备了却残生时，管教民警的真诚感化、同犯们的热心帮助和亲人的真情关爱，帮助他重新找回了自信。他终于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并迈出了新生的第一步。

　　交错友陷入罪恶泥潭

　　我出生在重庆市武隆县一个双职工家庭，今年22岁，上有一个姐姐，身为独子的我可以说是在父母的悉心呵护、百般疼爱下长大的。

　　16岁那年，我考上了县城的高中。按当地人的说法，进了县城高中就等于进了保险箱，左邻右舍都夸我有出息。可是没想到，命运却接二连三地捉弄我，不幸一次又一次降临到我头上。

　　1998年，我的父母双双下岗，家中一下子失去了经济来源，那一年，我正读高一。望着父母愁眉不展、日渐消瘦的面容，我心里一阵疼痛。我擦干泪水对父母说，我打工去，等挣了钱，一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1999年5月，我几经辗转来到昆明，在一家建筑工地当小工，艰苦的打工生活使我倍感生存的不易，我十分珍惜这份难得的工作。在昆明几年，我很少与外人接触，空余时间全部用来读书，每月按时给家中寄钱，父母的生活也一天天好了起来。

　　2002年，在武汉打工的姐姐帮我在武汉找了一份工作，月工资比我在昆明时几乎多出一倍。这年7月，我来到武汉，正式成为一家大型商场的业务员。就在我准备一心一意编织自己美好未来的时候，一个更大的灾难悄然而来。

　　2002年11月8日，我在商场附近一家餐馆吃饭时认识了三位朋友，在一起吃了一顿饭后，我给对方留下了自己的住址和联系方式。11月28日，他们来到我的住处玩。长年在外缺少亲情和友情的我对朋友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破例请假陪朋友上街玩了半天。这次请客我共花去了600多元钱，这也是我打工以来第一次这么豪爽，相当于我半个多月工资，但是我不后悔。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凭直觉，我觉得这几个朋友还挺讲义气，说不准以后还有用得上的地方，花点钱也算不了什么。

　　当晚，朋友提出想去发廊按摩，由于晚上还要营业，我打的将朋友带到一家发廊后就回到了商场。约两小时后，朋友打电话要我打的到发廊去接他们。于是，我又打了个面的到发廊门口将朋友接走。行到中途，朋友拿出750元钱给我，并告诉我是向发廊妹要的。我一向洁身自好，此时隐隐感觉到事态的严重。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不义之财，坚决不能要，但初次相交，我不好意思拒绝，加上朋友说见者有份，不拿就是瞧不起朋友，我只好说，你们有我这个朋友，吃顿饭就可以了。于是，我们一行4人又到第一次相识的那家餐馆吃了我们的最后一顿晚餐。

　　事后，我照常上班，这件事也被我逐渐抛在了脑后。我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走进了罪恶的泥潭。我哪里知道，这3位朋友在当晚对发廊实施持刀抢劫后，又在几天内对另外几家发廊疯狂实施抢劫，并且在落网后很不讲义气地供出了我。而我直到案发，对这3位朋友的了解也仅仅限于“有两个是巴东的，一个家住在宜昌”。当执法人员问我“知情后为什么不报案”时，我回答道：“我自己不搞就行了，害别人做么事。”

　　一位法官告诉我，“发廊是你介绍的，犯罪分子逃离作案现场的交通工具是你提供的，你还洗得清自己的罪责吗？而且如果你知情后能迅速报案，你也还有挽救自己的机会，可你却痛失了这一获得宽大处理的最后时机，你怎么这么糊涂啊！”我此时才开始感到害怕和后悔，但一切为时已晚。2003年6月14日，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以抢劫罪判处我有期徒刑6年。

　　瘫痪囚徒写下遗书

　　判刑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都在为自己过去的无知而悔恨。我不知道离开我，远在重庆体弱多病的父母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我消沉、悲观，情绪异常低落。我变得开始仇视友情，仇视亲人之外的所有人，甚至产生了报复心态。然而，当我得知监狱对服刑人员可以减刑的规定后，我对自己又充满了信心，“6年，我最多坐4年，我一定要早日出狱”，我想，等出狱后再给父母加倍补偿。

　　但是，命运很快又和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2003年8月6日，我被送到洪山监狱分配站。8月11日晚，我突然发高烧，四肢无力，民警及时为我送来退烧药品。一觉醒来，烧退下去了，但我却感到双腿、双脚没有知觉了，两个手臂也不灵活，五指也张不开了，这是怎么回事？我赶忙让同犯掐我的麻筋，还是一点感觉也没有，顿时，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在洪山监狱作了大量努力仍不见好转的21天后，我陷入了痛苦绝望的边缘。

　　8月27日，我被背进了荷花垸监狱入监服刑。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心乱如麻，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我迫不及待地要一同犯扶着来到墙边，想靠着墙站一会儿，同犯刚放手，我便重重地摔在地上，左手臂受到严重损伤，一连几天胳膊都肿得跟大腿一样粗。

　　这天深夜，我毫无睡意，大脑里不断闪现同犯们白天在训练场上矫健的步伐，耳畔尽是同犯们白天的欢声笑语，想到自己与铁床相伴的服刑生活和曾给爸爸妈妈许下的诺言，我的泪水夺眶而出，一个可怕的想法迅速在我脑海中形成。我扫视了一眼睡熟的同犯，忍住哭声，艰难地从床下取出纸笔，给父母写下了遗书：

　　敬爱的爸爸、妈妈：

　　儿子很想念您们，儿子实在不想离开你您们，但一想到自己从此将成为你们和监狱的负担，我就感到我的存在已失去了意义……爸爸、妈妈，我走了，感谢您们的养育之恩……

　　随后，我又给姐姐写了一封信，准备第二天出去，在信中，我充满悔恨和自责地回忆了父母抚育自己所经历的种种艰辛。我反复叮嘱姐姐，一定要赡养好父母。

　　爱心托起瘫痪之躯

　　就在我准备迈向死亡时，我的反常表现引起了管教民警的密切关注。在生活上，监狱给予了我特殊照顾。考虑到我体质虚弱，监狱提前给我发放了棉衣、绒裤，并破例给我多发了一床被褥。同时，监狱及时将我送往医院检查、拍片、验血，并协同医院制定了具体的治疗方案。每天安排专人为我护理，督促我按时用药，24小时床边有人。

　　监狱政委及教育科、心理矫治中心的民警们亲自来到分监区看望我。政委的眼神中充满了关切，对我的开导语重心长：“你才22岁，未来的路还很长，对你的病情，我们也深感惋惜，只要有一线希望，监狱就决不会放弃对你的治疗。你对爸爸妈妈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也把你视为他们的希望和寄托，如果你丧失了信心，怎么对得起他们呢？”

　　心理矫治中心的民警一见我就满脸笑容，要我把痛苦都告诉她，她愿与我共同面对，那语气倒好像我不是个犯人，倒好像是她什么亲人似的，那亲情般的话语使我深深感到民警们并没有把我当外人看，以前那种被抛弃的感觉一下子就没了。

　　很快，姐姐、姐夫也连夜从武汉赶来，同犯将我背进会见室后，我们姐弟俩抱头痛哭。临走时，姐姐拉着我的手说：“爸爸妈妈盼望你早点回去，希望你在这里好好改造，注意身体。”姐姐刚走，远在昆明的舅舅和表哥也放下手边的工程，日夜兼程地赶来了。亲人对我没有责怪，只有安慰。望着舅舅旅途劳顿而熬得通红的双眼，我感到了无比的自责和愧疚。

　　最让我感动的是，在我人生最灰暗的那些日子里，分监区的民警几乎每天都要到我床边问寒问暖，与我谈人生，谈理想，谈未来，给我讲那些身残志坚、面对逆境勇于与厄运抗争的故事。

　　我瘫痪的那些日子里，同犯们好像商量好了一样，大家轮流值班，背我上厕所，帮我洗漱、喂饭，从不嫌麻烦。有人会见，也总要将带进来的水果、糕点给我一份。他们怕我孤独，只要有活动，就把我背到现场，让我越来越孤僻的性格又变得开朗起来。

　　众多的关爱如一股暖流融化了我郁结在心里的那块寒冰。于是，我决心开始训练走路。

　　每天，我都蹲在地上，用手撑着小板凳，一步一步艰难地移动，一点一点吃力地挪动。手脚撑不住了，我就索性坐在地上，借助屁股的力量往前挪，我一定要实现心中的目标。

　　稍好一些后，我丢掉了板凳。感到手脚有点力了，我又丢掉拐杖，每天坚持扶墙站立，不到累得精疲力尽决不到床上躺。有时站着站着双腿一软会一屁股坐下去，但我又一次次地站起来。

　　又好了一点，我下定决心，将手从墙上慢慢松开，稳了稳摇晃的身体，小心翼翼地朝前移了一步，又移了一步，我欣喜若狂，高声大喊：“我可以走路了，我又会走路了！”

　　这一天，是2003年9月29日。我将这个难忘的日子记在了日记里。

　　厄运曾经击垮了我的信念，摧毁了我的意志。我本以为像我这样的人，在一个外省监狱是活不出去了，是民警的真诚感化、同犯的热心帮助和亲人的真情关爱给我的瘫痪之躯注入了新的活力，是人间博大无私的至爱真情使我重新找回了自信。

　　今天我才明白，其实瘫痪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灵魂麻木，面对邪恶，不敢与之搏斗甚至同流合污才是最大的不幸和悲哀。

　　我将铭记今天。这是我人生的又一个重大转折。

　　我会洗心革面，重塑人生。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3年12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