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约观察家 罗书平

　　从部队转业的姜彩熠三年前在沈阳与几位亲属办起了“金丰超市”，在经营过程中先后经历了十几家行政机关的500多次行政执法检查。面对一张张“理不直气还壮”的罚单，姜彩熠走上了用法律同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进行抗争的艰难历程。2002年3月，他通过国家首次司法考试，获得了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此事见诸媒体后，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批示：“姜彩熠学法、知法都是我们行政执法人员逼出来的，逼出来当了律师，成了一名法律工作者。这是对我们行政执法的极大讽刺。恐怕，不是恐怕，从本事件可以看出众多的行政执法人员不懂法。”

　　显然，姜彩熠从一个转业军人到获得律师资格是因为另一种“普法”的结果，在有关部门一次又一次违法行政的刺激下“久病成良医”。同样是行政法律知识，也许那些行政执法人员还没有弄懂，而姜彩熠却学会了。姜彩熠不平凡的法律知识增长过程，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国家多少年来“普法”的效果究竟怎么样？下一步“普法”的重点应当是什么？

　　在我国，五年一个周期的全民“普法”已进行了三次，历经15个年头，“四五”普法正在“轰轰烈烈”进行之中。这种规模宏大的全民“普法”活动，完全可以列为“世界之最”，每年有关部门公布的“普法”成效中令人惊叹的数据和事例，似乎令人振奋。

　　每一次“普法”活动，有关部门都会层层举办“培训班”、“法律知识竞赛”。可谁都清楚，这是在走过场。许多地方形式一走完，“普法”的任务也基本上“大功告成”，甚至有的地方限于“普法”经费短缺，连必要的形式都无法“走”完。有资料记载，有的地方“普法”经费人均不足0.10元，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连给每一个“普法”对象“复印”一张法律知识宣传资料的经费都不能得到保障，全民“普法”的效果从何谈起？

　　《人民日报》8月14日载，某县司法局领导到乡下检查，发现县里印发的几百册《行政诉讼法》学习资料，全躺在乡政府办公室里“睡觉”。问其原因，该乡分管政法的副书记如实回答：“现在的农民实在不好管，让他们知道《行政诉讼法》后，我们就有打不尽的官司，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在基层一些地方，连国家制定的基本法律，官员都害怕老百姓知晓，很可能存在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等侵害老百姓合法权益的情形，如果主管部门对此调查处理，对官员对百姓也许都能起到最好的“普法”效果。

　　前不久，司法部副部长胡泽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率地承认，“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法制教育，提高他们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一直是各级普法主管机关工作的重点”。

　　将“公职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作为“普法”的重点对象，这的确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和工作的重点。对老百姓而言，法制宣传教育的重点，是要让他们懂得公民的权利和如何行使和维护这些权利，而对于公职人员来讲，则要让他们懂得自己的责任、义务和如何正确地行政和司法。因此，“普法”活动必须实事求是和因地制宜，不能搞“一刀切”，应当在确定“普法”的对象和“普法”的范围和方法上区别对待，对不同的人员提出不同的方法，采取不同的检查和验收标准。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3年12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