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童大焕

　　中央提出的新世纪人才强国战略，成为继“计划生育”和“科教兴国”之后的第三大国策。

　　人才强国的基础，一是自由、公平、合理的人才成长和评价机制；二是必须要有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这方面，科教兴国仍然是人才强国的基础。在强调人才强国的时候重提科教兴国，有两个方面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

　　一是补义务教育的欠账，将义务教育真正落实为政府的义务。二是重新审视和调整高等教育的结构和方向，使高等教育真正成为为国家培养人才的教育。

　　义务教育的欠账，人们已经说得很多，我们每年有一二百万的儿童因贫困而失学，百万打工子弟面临着无学可上的窘境，义务教育投入连年走低，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2003年9月9日至21日，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她在向新闻媒体公布材料时，称中国的教育开支之少，在全世界居倒数几位，连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这个数字仅仅是联合国所建议的1/3；而且政府公共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尽管中国官方事后称，“教育经费占ＧＤＰ的比例已达到了3．41％”。但官方数据同时也显示：在欧洲的一些高福利国家，基础教育阶段（包括小学、初中、高中）基本上全部依靠公共资源，即使在美国、日本、韩国等基础教育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公共资源所占的比例也达到75％以上。中国政府目前对基础教育的预算拨款在基础教育的总投入中仅占57．9％（也就是说另外42.1%要靠家长掏腰包），在高等教育的总投入中却占了50．7％。）

　　在这方面，靠希望工程无异于杯水车薪。我们的政府并不是没有钱，而是对教育的重视不够，另外就是政府投资分担不合理，中央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投资比例太小。同时，各级政府把大量投资用于物质生产性投资，教育人力投资这些不能马上看见“政绩”的投资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

　　这个状况亟需改变，政府应该完全承担义务教育的义务。对于家庭困难的孩子还应该鼓励社会予以一定的营养餐补助，以保证孩子的身体和心灵都健康成长。此外打工子弟上学必须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所幸这一切已经得到新一届中央政府的重视，要求各地打工子弟都可以就近入学，不能收取额外费用，另外，也要求把教育当成政府的头等大事来抓。但这一切还必须有足够的制度配套。

　　其次是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教育产业化、毫无理性的大学升级和假大空的并校风，给高等教育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一些人片面强调高等教育的消费性质，并把它作为刺激内需的灵丹妙药，把它当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公立大学大力推行教育收费，大肆收费和扩招，结果不仅使教育高收费成为制约和阻碍扩大内需的重要因素，而且相当多的孩子上不起大学，近几年几乎每年都有学生因考上大学上不起而导致学生或家长自杀的事件发生。同时还使高等教育质量迅速、不断地下降。

　　我曾经做过比较，从可支配收入的角度，或者说从相对购买力的角度看，中国高等教育的收费是美国的26倍之多。我们一直强调高校收费只占教育总投资的25%，实际上远远不止，姑且不论现在的教育成本核算是笔糊涂账，姑且不算大量的教育投入被用于圈地搞“大学城”和大学分校以及校办企业，单就政府上面公布的数字，其在高等教育的总投入中也只占50.7%。那么，另外49.3来自哪里？

　　贫穷家庭孩子上不起大学，也是大量大学生毕业后流失海外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大学教育成了“贵族教育”，他们中的不少人上得起学也出得起国，而出不起国的孩子也上不起学，无缘高等教育。于是乎，我们的高校成了别人的人才培养基地。

　　在任何国家，大学都是非盈利机构。公立大学尤其如此。但在中国，大学尤其是公立大学则是名副其实的赚钱机器。我们应该从财富的角度看待教育，把教育当成社会财富的一次合理再分配过程，同时也是为社会创造最重要、最无形的财富――人才的过程。人才的培养，不仅有利于人才本身，更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财富增进。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尽速恢复公立大学的公益性质，把大学收费降到90%以上的国民都能轻松承受的水平。则，一个人才辈出、社会各阶层自由流动的社会离我们不会太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