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中良／文，首席记者梅天磬／摄

　　12月23日上午8点30分，涉嫌犯罪的三名管教人员的家属、同事将狭小的葫芦岛市龙港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塞得满满的；相比之下，受害者张斌的弟弟张杰有些形单影只，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他们弄不好要进去，能保住饭碗就不错了。”庭下的交头接耳令他们的家属神色不安。出于多方原因，本案最终结果要到月末才能水落石出。然而，法庭审理过

　　程中所昭示的犯罪情节令人瞠目、发人深思。另外，因存在涉案三人相互推脱罪责的可能，次此审判对三人进行隔离审查。

　　庭审现场

　　大队长、教导员不承认玩忽职守

　　犯罪嫌疑人丁亚多：41岁，中共党员，原任该院一大队大队长。其在任期间，不正确履行职责，提议并决定让劳教人员张树利当大队大组长，并授予较大职权，致使张树利在号内和外役现场称王称霸，为所欲为。丁宣布张归大队管，其他干警对他无管理权，有时，张甚至凌驾于干警之上。正是在此基础上，张树利负责了为劳教人员分配活的“重任”，并负责内部质量和生产进度的检查。张有了这些特权后，可以看哪个劳教人员干活慢，就随意殴打他们，张斌正是在此背景下，被殴打致死的。

　　丁亚多对张树利等人殴打张斌的行为置若罔闻，麻木不仁，并未及时给予重视和制止。丁多数时间在劳动现场，但很少走动，一般坐在车里，对工地上发生的打人事件不了解，甚至看到也不加理睬；有干警曾向他汇报张斌病情严重的事实，丁身为大队长明知他身体有伤，已经不能劳动，也没查看过伤情，只是准许“给买点药，不行就休息”，以至错过了抢救时间，导致张斌最终死亡。

　　犯罪嫌疑人薄成：43岁，中共党员，原任该院一大队教导员。据龙港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人当庭陈述，2003年3月至4月上旬在外役劳动现场，当薄成看到张树利、齐洪国等人殴打张斌时，并未予以制止，而是消极回避。薄曾对张斌说：“给你几天机会，活再干不下去，张树利再打你，我就不管了。”

　　4月16日上午，在张斌身体伤病危重的情况下，“四防员”王宏刚四次向薄成汇报：“张斌大小便失禁”，“张斌病得很严重”，薄还不带着张或请狱医给张看病，也没向院领导汇报，反而对他说：“好好呆着，我给你买好药，过两天我把你送到老残队去。”而此时，张斌已奄奄一息，于当晚9点30左右死亡。

　　就在张斌死后第二天早上，薄成就指使故意伤害致死张斌的张树利、齐洪国、韩冰、张辉四名主犯编写假材料，掩盖其犯罪事实。对此，薄成当庭予以否认。

　　检察机关依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对丁亚多、薄成两人涉嫌玩忽职守罪提起公诉。

　　中队长否认殴打、体罚、虐待张斌

　　犯罪嫌疑人郎铁爽：34岁，中共党员，原任该院一大队一中队中队长。据查，郎在任中队长期间，无视自己司法警察的身份，带头殴打张斌。

　　4月6日上午，在高桥挖树坑的劳动现场，因张斌干活慢，郎用铁锹拍张的后背、臀部五六下，将其拍倒在地。

　　4月上旬的一天上午，在高桥劳动现场，因张斌挖树坑时把石头填到坑里，被大队长丁亚多发现，遭到丁批评的郎铁爽拿起铁锹拍打张数下。

　　同样是在高桥，因张斌干活慢，郎用拳头打他，用脚踢他，随后，齐某等劳教人员群欧张斌，郎未予理睬。

　　4月8日，郎指使劳教人员韩冰给张树利传话，让其收工后给干活慢的张斌“开个会，收拾收拾”。当天晚上，张树利等三人在号内用塑料管子殴打张斌、张柏新、姜玉恒等人。

　　上述是龙港区人民检察院的公诉内容，郎铁爽当庭全部予以否认。然而，一名知情办案人员向记者透露，对郎的犯罪事实，检察机关证据确凿，法院会依法进行判决的。

　　弊端显现

　　A：从大组长到牢头狱霸蜕变

　　此次庭审，在公诉方、被告人以及三人的辩护律师陈述此案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张斌惨死一案，葫芦岛市劳动教养院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案揭示出我国劳动教养部门目前存在的两大管理弊端。

　　从监管考虑，我国目前各大教养院普遍设有由管教任命劳教人员担任内部“管理者”角色的大组长、小组长。而这些人的素质可见一斑。

　　丁亚多的律师为其辩护说，对张树利大组长身份的任命，丁只是继承了内部的管理传统，张带头打人与丁的任命无必然逻辑关系。然而，丁对张“工作”的大力支持却是不争的事实，以致于张树利在号内经常“召开会议”，随意殴打张斌等劳教人员。

　　张树利称王称霸可以达到这种程度：无论是洗澡、搓背、按摩，还是做饭、刷碗，甚至洗澡、洗脸水都有专人饲侯。丁如此重用张树利除了心知肚明的好处外，还可以大大减轻丁本人的工作负担，甚至在管教内部的派系之争中树立威信。

　　张树利正是在这么大保护伞的遮蔽下，一步步由大组长蜕变成狱霸的。据张树利亲属说，张为了这个位置，家里没少搭钱，这致使本来素质不高的他，更加变本加厉地盘剥其他劳教人员。张斌之所以挨打，据已释放的其他劳教人员说，这与他承诺的“意思，意思”没有兑现有着必然的关系。

　　B：经济利益下的管理黑洞

　　在三人辩护律师先后的陈述词里，都不约而同地闪现“劳动教养院经济效益”的字样。为丁辩护的黄律师当庭就出示了丁与教养院签订的一份工作协议。这分内部合同明确规定，当年一大队要完成20万元的经济指标，未完成则视情况从丁的个人收入中扣除。黄律师认为，丁重效益轻管理的诸多行为，正是在这一纸和约的经济背景下产生的，才最终导致张斌因干活慢屡屡挨打。

　　目前，教养人员外出劳动而教养院获利的现象在我国俯首可拾。张斌惨死一案仿佛冰山之一角。在公诉人的陈词中多次提到，只要有一个认真负责的管教人员及时制止张斌所承受的体罚虐待，及时发现张斌的危重病情，及时抢救张斌喘息之间的生命，张斌都不会死。

　　记者当庭目睹了发生在三名曾是国家公务人员身上的人情悲剧。在分别作出的自辩词中，三人相互推卸责任，对检察机关言之凿凿的证据予以否认，甚至就同一个问题的回答出现各利于己的三种答案。在他们平静的面容里，除了充满对各自命运的担忧，没有人为张斌之死勇于承担责任。

　　“他们都利欲熏心，有谁对得起头顶上的国徽？”看着三名被告人的嘴脸，张斌之弟张杰愤恨地低语。

　　家属索赔

　　寻找生命价值的艰难之旅

　　张杰，这个外表硬朗的东北汉子，在为其兄声讨公正的八个月里，明显消瘦了许多。旁听了三个多小时的庭审，张杰想哭，甚至想冲过去打说谎者几巴掌。“整个过程仿佛只有我哥是多余的，这些人有没有想过我哥的家人？没有父亲、丈夫、儿子的家庭，他们想过没有？判他们几年能挽回一个人的生命吗？”

　　在备受煎熬的八个月里，张杰和他的家人慢慢理智下来，“国家会依法为我哥讨回公正的说法。”看着犯罪嫌疑人逐一落网，张杰的心事又凝聚在即将面临的索赔事项上。

　　12月23日下午，张杰从龙港区人民法院折路来到葫芦岛市劳动教养院，这个令其家人悲恸欲绝的伤心地。在同样一块玻璃大门前，张杰忧郁了好久才推开门。这里面回避且冷漠的脸孔曾一次次地灼伤了他和家人生之为人的尊严。

　　“索赔的事，我们相信法律会给我们一个公道。虽然一个人的生命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但我们渴望对我哥生命起码的尊重。”张杰清楚，关于他哥的事，今后的路依然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