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安宁：至今我还在为侵占自己的财产而坐牢……

肖安宁与他修建的德阳标志性建筑——大风车。

　　12月18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头版头条披露了四川德阳市政府“抢劫”90年代中期德阳最成功的企业家肖安宁的一些内幕。这个案件的一些细节，读来令人发指。
　　“你们吃多了！我们正在搞政通公司（肖安宁任董事长，编者注）破产，你把度假村收购了，他有钱还那些购房者，我们还搞个啥子？”1995年，因资金周转问题，肖安宁向当地农行申请贷款。农行提出以不到市价一半的低价收购他开发的大片房产（是市场行为还是趁火打劫？）。再向德阳市农行领导汇报并请签字时，该领导如此“痛斥”申请提出人米运国、明再远。
　　“先抓，后定罪，再去查。”1995年3月21日，德阳市领导以如此“莫须有”的命令责成有关部门签发逮捕令。同日晚，肖安宁被捕。一年半后，被判18年。
　　肖安宁被捕后，德阳市建委、工商、审计、公安、检察、法院等10多个部门开始“公然抢劫”肖安宁的公司和个人财产：
　　肖的总资产至少有2.68亿元，而肖当时的债务只有8000万元。而经过德阳市政府的“破产”评估，肖的资产只有8000万元，而债务高达1.2亿元。造价7000多万元的度假村，评估人员大笔一挥，就成了1800万元。
　　而后，德阳市政府各部门开始疯狂瓜分肖安宁这块“肥肉”。一幢7000平米、价值千万的商住楼，市工商局仅用210余万就买下，旋即转手，净赚数百万；一幢价值近两千万元的商住楼，市建行以400多万元买下，随即转卖900余万元。肖安宁私人住宅内的一切财物由检察院查封，不准亲属监管。后来房子被清算组卖掉，屋内一切家用电器、家具、衣物、书画等私人物品均被洗劫一空……
　　而肖安宁本人，除了坐了这么多年牢，公司资产被“抢劫一空”，其母亲和舅舅还都“受不了刺激”，猝死在旁听席上。【详细】

大午集团的职工俱乐部（小图点大）

【我来说两句】

　　著名学者茅于轼感叹：如果你坚持正义，就会面临孙大午所碰到的麻烦；相反，如果同流合污倒能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在中国做一个正直的企业家有多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众芳芜秽”，而“小人得志”的诸多事实？
　　孙大午也好，肖安宁也好，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如都是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而获得了巨额的财富，性格上都有理想主义的倾向，都拒绝“黄道”、“黑道”而选择了“正道”，不按官场的潜规则行事等等。
　　然而，这样的人、这样的企业，却难以在社会上长期立足。为什么？

　　孙大午在长期与地方工商、税务等部门周旋的过程中，总结出当前农村的农民和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就是“八个大沿帽管一个破草帽”。他指出，当前农村，是八个大沿帽管一个破草帽，如果把这八个大沿帽都去掉，或者剩一个大沿帽管八个破草帽，恐怕农村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卫生局、农业局、土地局、畜牧局、工商局、税务局、技术监督局等等，都有自己的部门利益，都有自己的执法队伍。而农民的执法队伍、企业的执法队伍在哪儿呢？

　　吴思先生从中国历史的“潜规则”中总结出的“合法伤害权” ，是地方官员屡试不爽的法宝。诸如四川德阳肖安宁案中，有关领导“先抓，后定罪，再去查。”的定罪逻辑，使一个健康向上的企业顷刻间分崩离析，积累起来的巨额资产都成了贪官们荷包里的玩物。然而，他们大多是以政府单位和组织的面目出现，即使出了事，个人承担的责任也很少。在巨额的财富和极低的风险的利益权衡下，选择对肖安宁下手，不但可以吃得饱，而且因为肖安宁手中无权，也无三亲六戚在朝中做靠山，被报复的几率和风险都很小。
　　所以，在基层，官员们可以在法律的庇护下任意横征暴敛，可以无所顾忌看谁不顺眼就搞倒谁，到头来即使出了事，一有组织上撑着，二来个人也不会承担太多的责任。

　　经过“八年抗战”，肖安宁案最后的判决结果，肖安宁胜了，法院撤销了以前错误的判决。但对于肖安宁提出的赔偿请求，法院认为不能进行审理，也不能作出判决。至于德阳有关领导的责任问题，更是不了了之。至今，那些从肖安宁这块“肥肉”身上捞取了巨额好处的众贪们，未受到任何处罚，该升官的照样升官，该发财的仍在发财。而肖安宁，至今仍在为侵占自己的财产而坐牢……【详细】

　　还有孙大午一案中，因为得罪了“土地爷”、“税务爷”、“工商爷”们，多年来一直官司缠身，最后以孙大午被捕入狱达到高潮。多年的官司，大午集团折进去的财力物力人力，没有人计算得清。至今，孙大午仍是戴罪之身。【详细】

　　理论工作者经过长期论证，从制度层面上提出了私营企业之所以是“后妈生的”的体制障碍：
　　例如，一些投资收益较高和具有较好市场前景的领域，如金融、保险、通讯、城建、环保、卫生等行业几乎都由国家资本垄断，私人资本很难进入。甚至一些外国资本可以进入的行业，国内私人资本也不准进入。

亿万富豪孙大午的父亲，天天在厂里捡垃圾。（小图点大）

　　另外，私人投资的企业审批时间长，手续繁琐，涉及的部门多。
　　还有就是民企的国民待遇问题，在进出口商品配额、权限、用人、土地征用、政策优惠等方面和外资企业、国有企业享受不一样的待遇，这个已经成为制约私营企业的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在税收方面，外资、港资企业在内地都有着众多的税收优惠政策，国内私营企业却享受不了这些优惠待遇，反而是众多税务官僚冗员眼镜紧紧盯着的猎物和目标。外商投资连企业所得税都可以退还一部分，而国内个人股增资，却要在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的情况下再缴纳个人所得税，由于中国目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低，该投资者税后收益就所剩无几。换句话说，相对于外企、国企，私营企业税收机制的不平等，就决定了私营企业在同等条件下的收益率不平等。
　　再有一个就是金融体制的问题，孙大午就是栽在这上头的。1998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开始从农村地区“战略大撤退”，短短几年，大幅裁撤县级机构网点3.1万家。同时，各商业银行对县级机构贷款权限上收，严格控制贷款向县级以下地区的发放。本已严重“贫血”的农村，通过银行的撤退和邮政储蓄只存不贷的“血盆大口”，每年在农村抽走约4000亿资金。处于“金融真空”边缘的中国农村，企业向哪里贷款？没有贷款的支持，企业如何发展？在农村，私人投资的资金来源50%到60%要靠自筹。所以，孙大午十年来递交的贷款申请，最少有100多份，贷的款却寥寥可数，绝大多数的地方银行贷款都流向了房地产这个黑洞。被逼无奈，孙大午开始以民间融资的方式在乡亲中筹款，用以企业的再投入和建大午学校，而这一切，刚好给人以口实，导致被捕并判刑。
　　贷款难，是摆在私营企业面前的一个主要问题，已成为制约私有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
　　而进入证券市场融资，对于普通的民营企业来说，门槛可谓高不可攀。在当前A股市场上，1300多家上市公司中，有几家是民营企业？而90％以上的国营企业，又给赔得血本无归的中国股民带来了什么样的利益？

　　这一切，都是谁的错？

【我来说两句】

　　长期以来，各地政府都将招商引资奉为官员政绩的圭宝，巴不得一下引来金凤凰。然而，对涉及到社会根本的问题，如司法公正、公民教育、吏治腐败等问题，却尝尝视而不见，任由其泛滥成灾。
　　而投资环境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基础设施的硬环境，它包括当地的文化环境、司法环境和人才环境等诸多的要素，是一个系统工程。
　　许多从80年代开始从商而渐渐富裕的企业家，正是认识到作为私营企业和私人财产的权利，在这个社会的权力结构中极易受到粗暴的侵犯，在恶劣的司法环境下，诉诸司法的成本又极其高昂，所以，在90年代后期，纷纷开始出走国外，加剧了资本外流的严峻形势。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2002年所做的一项专题调查，估计1997至1999年间累计资本外逃530余亿美元，平均每年177亿美元。530亿美元，约4300亿人民币，相当于1998年北京国民生产总值的2倍，相当于1998年整个河北省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1998年东三省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多！而这其中，贪官带出去的，截止到2002年上半年，才只有50个亿。也就是说，90％以上的资本外逃，是企业行为产生的。【详细】
　　这些私人资本，为什么会对中国没有信心？

　　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中国的乡镇企业曾经历了一个黄金的发展阶段。但是，从1997年开始，乡镇企业（大多是私营企业）开始破产倒闭。官方统计资料表明，1997年至2000年，私人投资速度降到了7.6%，远远低于1991年至1996年年均增长30.4%的水平。2000年，私有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比重降到了20%左右，比“八五”期间下降了13个百分点。2000年私有企业从业人数比1999年减少了63万人，自1991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经过这几年，私营经济元气大伤，时至今日，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的发展趋势。

　　吴思先生在《血酬定律》一书中，有一篇《洋旗的价值》，谈到了中国20世纪初期的民营企业面临的问题。他谈到，一些民营的航运企业宁愿忍受当“假洋鬼子”的骂名和屈辱，也要拿巨额的“挂旗费”去买个外国的旗帜挂在轮船上。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可以躲避地方官员的无耻盘剥和压榨。而且，一旦轮船被地方上无端扣押，外国兵舰往码头一靠，地方大员就会吓得魂飞魄散，不敢不放船。在这个暴力决定规则的元规则之下，这些航运企业在外国势力的保护下，生意红火，一直到49年过后挨整并被公私合营成国有企业。
　　这种现象，在今天沿海地区也多有存在。许多企业把资金往国外的账号上一打，而后倒回国内，便成了“外资企业”，从而堂而皇之地享受外资企业的多种优惠措施。这些“假洋鬼子”的存在，本身就是民营企业血泪心酸的真实写照。

　　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了长期奉行吸引外资战略的东南亚国家当头一棒。在经济全球化的这个时代，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自己强大的民族产业、企业，而单纯依靠世界游资来支撑民族的工业现代化，那么，一旦发生金融动荡和政治危机，这个民族的经济基础将极其脆弱，以至于达到崩溃的地步。这种未来的结局对中国人（特别是8－9亿农民和大量的城市下岗工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一个孙大午倒下了，结局是什么？当地的政法机关抓了孙大午，造成企业的重大损失，规模缩小了将近一半，下岗好几百人，孙大午还被罚款40万元，这么一个行动给谁带来了好处呢？没有，没有任何人从中得到任何一点好处，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折腾？哪个企业经受得起这样的折腾？我们这些手中掌握着别人生杀大权的人，知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关系重大？（茅于轼语）

　　众所周知，私营企业不仅创造了大量的民间财富，而且在吸引大量剩余劳动力方面有着突出的优势，有关资料显示，2000年与1991年相比，私有企业的吸纳的从业人员增加了2644万人。四川德阳肖安宁案，一个健康向上的企业，被地方的官吏们抢食殆尽，那些工人们，又该到哪里去觅食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口口声声要维护“社会稳定”的地方官吏们，他们应该扪心自问，到底是谁在制造不稳定因素呢？

【我来说两句】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曾大胆放言：“十年之后，国有经济在我国GDP中所占比例将下降到10%，而其他的绝大多数则由民营经济扮演主角。”
　　在国企普遍烂透了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未来，沉甸甸地压在了民营经济的头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护民营企业，就是保卫中国的未来。民富才能国强，能够带动中下层百姓致富的民营经济，寄托着中国人的富强之梦。
　　为此，打破对于民营企业的广泛歧视，给予民营企业以“国民待遇”，创造一个民营企业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是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现代化的第一步。
　　没有公平的制度，就没有健康的经济，这个民族，也就没有希望，没有未来！

　　（敬请关注12月26日搜狐星空专题聚焦：《“孙大午”们，冲破牢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