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凤岐：

　　谢谢吴先生。吴先生根据自己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提到的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农村基层银行贷款权很小，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得不到所谓正规金融的资金使我们自己发展，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后面还要进一步地深入探讨。下面请张晓山先生进行讲演。他讲演的题目主要是关于农民增收的问题。张晓山先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后来到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现在是农村发展改革研究所的所长，研究生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中国林木渔业经济学会长，主要研究领域是农业经济，发表了很多著作。下面我们欢迎张晓山先生。

　　张晓山：

　　谢谢曹老师。我一看咱们的分论坛是农村发展与金融改革，我以为二选一，结果今天一看重点是讲金融改革，我一看自己跑题了。后来发现吴奇修先生结合自己的实践讲农村问题，温老师又一次语重心长的教诲我已聆听多次，所以这次我心里就比较安稳，觉得跑题没关系，还是讲讲对农民经济发展的一些看法。

　　三农问题是全党、全国的重中之重，而且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农民增收问题，这个问题近几年 确实愈来愈重，因为我们讲农村增收幅度减缓，农村增收幅度减慢。按家宝同志讲，从全国平均来讲收入增长是缓慢的，从96年的9％，98年的4.3％，2000年增长3.1％，2001年恢复性增长4.2％，2002年增长4.8％，但是今年就是4％多一点。另外家宝同志讲不能用平均数代表大多数，因为很多人不增收。去年42％的农户收入增长在减少，真正增长的只有56％。而且不仅要看绝对收入，还要看农民的收入和城市人民收入的比例，实际上这两个口径是不一样的。另外除收入之外还要看福利的比，收入的比从去年已达到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3.1：1，今年可能要扩大了3.2：1。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讲农民收入问题确实是非常严峻。我个人认为三农问题最根本的还是反映中国经济社会深层次的矛盾，三农问题的根源不在农村而在于我们整个的宏观经济和社会倾向。

　　一、两方面的限制条件

　　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城市化的限制条件。我们讲三农问题都知道三农问题工夫不在农村，如果要想农民收入增长就要转移农民。现在近5亿农村劳动力，剩余劳动力1.5亿到2亿，而且现在农民收入增长最大的亮点是非农收入。去年农民收入增长非农收入增长了100元，即11％，即农民收入增长主要的来源是非农收入，包括外地打工收入和在本地乡镇企业打工收入、工字性的劳动报酬收入。这样我们不断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获得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一方面留在农业领域的劳动力效率提高，一方面转移出去的劳动力通过非农收入可以提高收入。但是改革开放到现在，劳动力转移出去本身受到一个很大的制约就是劳动力的无限的供给和有限的需求之间的深层次的矛盾。因为我们现在讲城市里最简单的非熟练工的需求是非常有限的，而我们农村的简单的非熟练工的供给几乎是无限的。大家学过马克思资本论，我们有一个劳动后备军的大水库，但是这些劳动力提供的话需求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工资率从供给需求来看是没有办法提高。工资率没办法提高我们现在看到的种种情况，我们现在讲中国要成为世界工厂，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一大优势就是廉价劳动力，主要是靠农村的蓄水池。我们讲廉价很大程度上是这个劳动力本身的基本工作条件、生活条件被剥夺，工资率被压低，没有享受任何工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得到的工资待遇是有限的，所以很难真正转移出去，就是很难支付在大中城市定居成本。所以我们讲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1.3亿，而且我们大数讲中国有70％农村人口，现在按统计是61％的农村人口，因为把农村出去的常住人口，在居住地六个月以上的都算城市人口，所以这样大几千万的人口算到城市里去，但这些人是农业户口，但本身没有办法在城市定居，水平边缘性、流动性的人口，有的一个人来，有的即使家属来了住的条件也是非常差的。而且他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生活水平、消费水平都和城市有很大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边缘化的人口不是真正的城市化，一有风吹草动马上要回到农村。今年SARS，很多人马上又回到农村。我们讲城市化率，转移劳动人口遇到了这样的瓶颈制约。

　　第二我们讲农业发展，要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等有两个制约，一是农业GDP占国民经济GDP的比重越来越下降，到去年已下降到14.5％，但是相应的在农业GDP占国民经济比重下降的同时，农业劳动率占劳动率的比重并没有得到相应的下降，而是窝在农村。我们讲4.8亿农村劳动力，其中1.3亿是乡镇企业劳动力。今年乡镇企业又吸纳200万劳动力，但大家要注意1.35亿的劳动力不是完全从事乡镇企业生产的，因为我们讲2000多万的乡镇企业多数不正规的，很小的，真正正规的企业可以吸纳5000万的人。还有7000余万是属于兼业性的不稳定的劳动力。3亿多中有近1亿是流动的，另外还有2亿或1亿多是作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这么大的盘子在这儿，GDP的比重下降，但劳动力没有下降，这样平均值就没有办法提起来。而且产业链扩大，初级产品提供者占到的份额在消费者最终手里的消费越来越少。像中国的土豆到麦当劳的土豆条中，土豆提供者占的份额是很少的，世界各地也是这样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再靠农业增加收入也是很困难的。

　　这两个问题解决不了怎么办？十六大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这与以前相比有重大的改变，也是科学发展观的转变。原来我们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现在这个提法变成了指导思想。但什么是公平分配？大家知道道格拉斯.诺夫讲过，一种制度变为主要着眼于再分配收入往往不会提高社会产出，所以我们讲的公平分配并不单纯以缩小收入差距为目的，收入差距缩小只是一个结果。印度学者阿玛帝亚森讲贫穷不仅是收入的剥夺，更重要的是能力的剥夺，就是穷人没办法行使某种剥夺，这是绝对的剥夺。所以我们说的分配是改变分配体制，保护弱势群体的能力，使他们可以得到机会。现在很多即使给他这个机会他用不了，因为他没有这个素质和能力，所以我们应该给农民兄弟一个平等的起点，把起点的公平和结果的公平结合，从这个思路出发才能解决我们的乡镇问题。在再分配问题上还是要解决层次问题，提高劳动者素质，使他们和社会其他人一样得到机会、利用机会。铁军老师讲要建立两套制度，但是在再分配制度方面，要用一套制度，我指基础教育、公路、卫生等等，使他有一个条件，培养他的素质得到提高。所以我们有关领导讲，要使公共财政的阳光逐步照耀农村，要使公共财政的雨露滋润到农民，首先要有一个根本的框架，使这个原则可以得以执行。

　　第二就是怎样注重初次分配和效率，我个人认为应该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种种要素。政府要放松管制，赋予制度创新以合法性，为制度创新提供体制和政策的保障。任何一种制度创新和组织发明刚开始都是不合法的，所以政府要放松管制，赋予制度创新的合法性。另外金融如何发展一个多元化的金融形式，因为商业银行撤点并网已成为事实。而且从根本来讲商业银行要有经济理性，要有贷款的风险，要考虑交易成本。不可能撤点并网后再回来。而农村信用社的改造、改革是步履维艰，而且不可能改造成真正的农民合作社组织。而且原来的合作基金会之所以溃败不是因为合作的，而是因为不合作的。第四我们的民间金融本身没有生存的空间，高利贷猖獗。第五8000多亿的邮政储蓄有6000多亿来自农村，等于把农村的钱抽走，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发育？应该给各种金融形式一个发展的空间，包括农村的农民的内部融资，都应该给政策上的合法性。制度创新不给这样的合法性这个制度怎么创新？因为我们改革开放到现在二十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什么时候我们的政策可以消除对生产力的束缚这个政策就是最好的，反之则是不好的。

　　另外涉及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无论转移到什么地方，我们应该给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条件。我们讲发展观，这里不仅是发展观的问题，我们的思路、政策已相应配套的。国家统计局发布一个要求，明年计算GDP的时候不再以户籍的人数为分母。上海很牛说人均GDP5000美元，而事实上还有很多外籍的人在创造GDP。所以GDP应该以常驻人口来计算。既然你承认他对你GDP的贡献，就应该享受城市的公共福利，应该是一视同仁的。只有这种情况下才能把劳动力转移出去，在这种情况下把劳动力转移出去靠企业坦率地讲是不可能的。因为各种企业首先要利润最大化，在现有的条件下怎么尽可能压榨劳动使其成本越低越好。我们很多地方原始积累是血淋淋的，所以很多农民的打工史就是血泪史，农民又没有工会，你说要走人，旁边有很多人干。而且现在农民工只要求不拖欠工资，带着钱回家和老婆孩子过年已是谢天谢地了。我们的现实情况是很清楚的。另外政府不要和企业结盟，政府应该有自己的职能，为进城打工的农民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实现城市化。

　　第三政府要提供政策保障为农民的社会资本和组织资本的发育创造条件，要建立妥善的监督机制、参与机制，农民的非政府组织、社区、农民的合作社及协会等都应该发展起来，提升农村弱势群体的社会资本和组织资本，实践证明这方面的投资往往可以得到最高的回报。为农村组织多元化提供政策依托和发展平台，可以促进农村的稳定、形成各种组织共存共荣的发展平台，相应地分担政府的职责。

　　第四土地的问题，再分配必然要钱，什么样的改革可以支付成本？这是农村土地改革的关键。改革到现在苏南模式、浙江模式等等，该卖的卖、该分的分，国有资产这一块分得差不多了，但是现在还有一块就是土地。经济发展到现在除了党的政策，除了劳动群众的创造性有两条，通过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的土地吸引国际投资，在国际市场竞争。廉价的土地政府拿过来卖出去获得大量的收益，所以经营土地都是靠这儿来的。现在感受到几万亿从农村手里拿过来的土地的收益，这个收益明明很大一部分是应该给农民的。因为按宪法农村土地是农民自己所有，但国家收归国有后这个钱就成自己的了，有没有不合理性？所以在这里如何回馈农民，怎样保证农民的发展，包括农村的繁荣有很多的探索，但是到现在土地问题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未来的几万亿资产的归属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我们现在讲中国还没有到世界工厂的阶段，靠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的土地吸引FDI，很多地方打出的口号零距离接触外商，零价格转让土地，这样的情况下把利益还给农民很难。所以现在国家已提出把国家征用土地的利润给农民，这是理想的提法，有些省市同志也讲这个提法是理想主义的，要落实起来很困难。

　　另外在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转换政府的职能。因为所有的问题都涉及到政府问题，这里一方面是传统的发展观，我们讲GDP崇拜，招商引资，考核也是这几个指标。二是传统的管理模式和干部考核机制，三是政府部门的职权、责任和财政支持不配套，形成他们自身的利益需求。很多地方给你政策、给你事但不给你钱。另外很多地方的工资、奖金都要靠自己部门创造，这样从管理费提。尽管收支两条线，其实收完之后还是把这块东西支配给你，还是要靠创收来获得本身的生存和发展。这种体制不改变，刚才讲的很多问题都很难真正落到实处。前段时间听说有关省市改革干部考核机制，2004年取消GDP指标的考核，通过其他指标考核，而且考核的结果要向大众公开。随着我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各方面改革的不断深化，不断地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种种瓶颈，这样我们农村的发展、农民的发展，农业的发展都会有很好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