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一向认为，经得起“怀疑”这个程序证伪的东西才是靠得住的东西。所谓真金不怕火炼，“怀疑”就是炼金的火，虽然很多时候“怀疑”让人讨厌，让人避之惟恐不及。

　　为切实有效地预防职务犯罪，尚在初稿阶段的《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在《职务犯罪的监督》一章中创新地提出“记者有怀疑权”这一理念：新闻记者在预防职务犯罪采访工作中享有知情权、无过错合理怀疑权、批评建议权和人身安全保障权，任何单位和履行职务的人员应当配合、支持，自觉地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相关报道见本报今日A2版）

　　好一个“无过错合理怀疑权”！以“权”的形式将记者职业中的“怀疑”制度化、合法化、规范化，这将有利于记者在预防职务犯罪采访工作中从种种限制中解放出来，从介入到怀疑，从怀疑到批评建议，从批评建议到安全保障，形成监督公权的一支独立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无过错合理怀疑权”的创新提法中包含着这样一种先进的理念：公权行使中的廉正与否，必须在合理的、充分调查的基础上经由怀疑的证伪。

　　在过去预防职务犯罪的实践中，这方面是走了弯路的。“弯”在哪里呢？就是太相信“证实”的作用而排斥充满“怀疑”的证伪，这种理念在制度中的体现就是：相信公权行使者在本质上是向善、不易腐败、大公无私的，所以他们的表现不容“外人”置疑，这种理念最滑稽的体现就是“血书”和“誓言”。已经“落马”的河南省前交通厅长曾锦城和张昆桐曾分别向省委写血书和立誓言表白：我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绝不收人家的一分钱，绝不做对不起组织的一件事。不过，两任厅长前仆后继的“下水”宣告了煽情“血书”的欺世盗名。

　　也就是说，腐败永远不会清清楚楚写在贪官的脸上，谁也不能通过表象“证实”官员的贪或不贪，必须深入到本质，而“怀疑”是深入到本质当中最好的方式，而且是必经的途径。

　　针对职务犯罪的预防，谁的怀疑最有效率呢？无疑是记者，他们拥有“发现问题”的职业敏感，拥有社会公器的责任压力，拥有把新近发生的一切及时、迅速地告诉公众的阳光承诺。方方面面加起来，记者有足够的理由享有无过错合理怀疑权、批评建议权和人身安全保障权。

　　但是，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怀疑应该在“合理”这个框架内才能被支持，没有事实根据而“瞎怀疑”，为了打击报复而“乱怀疑”，这都是“合理怀疑”所不能包容的。这就需要记者在预防职务犯罪采访工作中要有足够的自律意识，要出于公心，这样的怀疑才是建设性的，才能真正达到预防职务犯罪的预期。

　　（作者 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