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财政的支持，救助站的亏本买卖无以为继。 图/袁凌

　　去年8月1日以来，该市数家救助站始终未获财政拨款，一家面积20多平方米的县级救助站至今不敢挂牌

　　长沙市望城县民政局门外，有三间门面房，加起来大约20多平方米。

　　这不是一家商铺，县城里的许多人不知道它的用途。

　　12月29日，严杰夫站其中一间办公室模样的房子里，手抚墙角的一块木牌。木牌上的字样是：“望城县救助管理站”。

　　救助站“不敢挂牌”

　　“我这三间房子，堵在民政局大门边上，受助人员的床铺都面对着大街，展览似的。”

　　“牌子8月1日就做好了，就是没挂出去。不敢挂啊！”

　　严杰夫的身份曾是望城县收容遣送站站长，2003年8月1日之后，他带着两个老部下开始搞救助。眼下，严还不敢断定自己就是救助站站长。救助站的经费、编制、地址都还没有落实，墙上的《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也还是过去原收容遣送站的“老皇历”。

　　“我这三间房子，堵在民政局大门边上，受助人员的床铺都面对着大街，展览似的。”严杰夫介绍，目前，这三间房子就是一个完整的望城县救助管理站了，此前花了几万块钱改造，两间睡房有四五架床，一间食堂有五六个座位。

　　没有法人登记证不是望城县救助管理站至今不挂牌的全部原因。严杰夫说，他不想主动承认这个“三间门面房”的客观现状，他想请县领导来看看救助站的尴尬条件。

　　“按照《救助管理办法》规定，救助站应该有独立的场所和活动场地，长沙市还规划要建100个床位的分区救助站。

　　一百个床位的救助站要花多少钱？严杰夫的说法是300万元。可当下不要说300万元，开张以来站里还没收到一分钱财政救助经费。之前的48个受助者花掉了18000多块钱，连同改造经费一起，都是县民政局从救灾救济款中挤用的。

　　由于历史原因，望城县救助站的条件可能是长沙地区最困难的，但其他三座救助站也都面临同样的窘境———缺钱。

　　收容遣送时代的“老本”

　　所谓“老本”，也就是过去收容遣送时代积蓄下的收入。除此之外，财政、民政都没有下拨改造和救助经费。

　　“吃老本”是长沙市救助站当下的现实处境，所谓“老本”，也就是过去收容遣送时代积蓄下的收入。除此之外，财政、民政都没有下拨改造和救助经费。

　　“我们已经打了几次报告上去，目前还没有说法。” 救助站办公室主任李桓说。

　　长沙市救助站已将过去的收容房舍进行改装，院子中堆叠了假山，还添了有彩电的活动场所。

　　“这些改造花了50多万元。”李桓介绍，8月1日以来，长沙市救助站共救助1082人次。“基本的救助能保障，但要更好地提高救助能力，就需要资金。”

　　救助站目前的食宿标准参照了长沙低保标准———每天6元。在救助站食堂，益阳市桃江县青年郭惠群正在吃午饭———米饭、炒胡萝卜。郭此前到广东打工没找到事做，被深圳救助站转过来。他希望救助站给他买车票回家，但这个要求被拒绝。救助站业务二科科长罗佑满说：“只能资助他一张22元到益阳的车票，他可以到益阳再向当地救助站求助。”

　　长沙下属的浏阳市救助站至今也没有得到财政拨款。

　　12月29日，记者现场所见，救助站正在改造中，围墙尚未完工，底层未改造，已经使用的男女宿舍设施相当简陋。

　　站长黄坤华拿出一份该站向上级提交的《关于救助管理工作情况汇报》，文件显示，浏阳救助站改造资金需要10万元。8月1日以来，共救助248人，开支救助费用4万多元。

　　“这两笔钱都还没有着落。”黄坤华说，但他对前景表示乐观，“政府开了会，纳入财政预算，每年拨付20万元，民政局自筹20万元”。

　　这位站长解释说，浏阳经济实力比较强，财政收入有9个亿，“市里比较支持救助事业”。至于自筹20万元经费的来源，黄表示，发行福利彩票能弄到七八万元，还可调剂一部分救灾救济款、“争取一部分低保资金”。

　　谁是合格的救助对象

　　职业乞丐当然不属于救助对象，而真正的因生活困难而流浪乞讨的人并不多。贵志平说，即使是这种人，也不会主动来求助，因为他们的困难救助站无法长期解决。

　　“不是说我们手头紧就不救助应该救助的人，可这种影响确实是存在的。”李桓认为，以长沙各救助站目前的财政状况，显然做不到来者不拒。

　　12月24日，救助站拒绝了一名前来求助的妇女，妇人的丈夫在车祸中烧伤未得处理，生活无着。业务科长罗佑满当时给出的理由是：“车祸属交通部门处理，应找相关部门反映”。

　　李桓说，求助者当中很多人不符合救助条件，可是出于人道主义，他们还是都救助了，这主要指被偷被抢或失业，生活临时遇到困难的一类。按照救助办法的“三无”规定，这些人并非流浪乞讨人员。

　　望城县民政局副局长程凯则表示，他们救助的很多人都是可救助可不救助的。“对于这些人，都是管吃住，打发一张车票”。

　　12月29日中午，一位老人沿街乞讨来到望城县救助站门前。站长严杰夫明白地说：“这不属救助对象。”

　　判断谁是救助对象，对长沙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来说是个难点。在长沙市民政局副局长贵志平看来，职业乞丐当然不属于救助对象，而真正的因生活困难而流浪乞讨的人并不多。贵志平说，即使是这种人，也不会主动来求助，因为他们的困难救助站无法长期解决。

　　李桓则表示，在他们过去救助过的人群中，肯定有一部分人是虚假求助。

　　救助站的负责人们还有另外一种苦恼。“城管搞运动，清市容。就把人往救助站送，”程凯说：“送过来的人有摆摊的、打游击卖货的，按规定不属我们救助范围，我们只好解释半天。”

　　医疗费用最难解决

　　在很多情况下，精神病人要送精神病院，精神病院要求鉴定，牵涉到费用；送往医院，医院可能认为流浪者并没有病，只是营养不良或者饥饿；但救助站会认为他有病，该先送医院。谁有道理很难说。

　　目前，长沙救助站财政面临的最大考验是救助人员的医疗费用。

　　浏阳救助站的汇报材料显示，在该站此前4万多元救助费用支出中，一位老人的医疗费就占了1．5万元。

　　“这个老人在街上昏倒，被110送来，身上有病，我们送到医院抢救，好转后又送光荣院中药治疗。”黄坤华介绍说，老人是广东人，60年代因为偷红薯怕惩罚逃出来，在浏阳流浪几十年，会说浏阳话，我们为了查清他的身份费了很大功夫，最后总算联系上他家乡的侄儿，我们送到广东，老人进了敬老院。”

　　“带病求助是个难点。”李桓说，市救助站此前也为一个80来岁的甘肃老人花了3000多元医药费，老人在站里呆了两个月，6个儿子没有一个肯来认领。

　　此前，长沙市本地媒体报道过救助站发生的两件事：一个重病流浪者在长沙市救助站门口死去，另一名生病女子在救助站发病，被救助站和湘雅医院间推来推去，不知道该谁出钱。

　　长沙火车站客运部党支部书记何进说，救助办法实施以后，火车站送了一个有病的过去，救助站不收，“我们只好把人放在站门口走掉了。”

　　根据新的《救助办法》及《细则》，有重病的流浪乞讨者应先送医院救治。

　　就此，长沙市政府曾召集民政、卫生、110、福利院负责人召开协调会，提出重病患者由卫生部门确定收治医院，费用由财政负责。

　　但求助者进站时是否有疾病难以判断，李桓说，“站内突发疾病的，都是我们出钱。”

　　长沙市民政局在汇报材料中提到，“有些求助者蓄意带病求助，企图将医疗费用转嫁给救助站；部分家属利用救助办法，把本应由本人和亲属承担的费用推给政府。”

　　关于什么是“重病”，医院和救助站之间常有争论。长沙110指挥中心李树志分析：“一个人在街上躺着不动，群众报警。这个人的情况有三种可能：精神病；其他疾病；饿晕了。”

　　李树志说，在很多情况下，精神病人要送精神病院，精神病院要求鉴定，牵涉到费用；送往医院，医院可能认为流浪者并没有病，只是营养不良或者饥饿；但救助站会认为他有病，该先送医院。谁有道理很难说。

　　流出地不接人

　　苏州市政府有能力把乞丐全部护送回流出地。但长沙的财政实力显然不能和苏州相比。

　　12月中旬，长沙市民政局在向市政府汇报情况时提供了一组数据：由救助站资助路费或提供乘车凭证返乡者为605人，留站（院）者284人，家人接回者98人，外省民政部门派人接回者更只有27人。

　　在长沙救助站，那位甘肃老人的一个儿子来接父亲时明确表示，要救助站负责返乡路费，否则就不接人。据介绍，长沙其他救助站也都存在这种长期滞留的情况。

　　李桓表示，流出地民政部门不愿接人的问题是个大难题，如何协调尚未理顺。长沙民政局在汇报中提出“应建立跨地区人员交接的运行机制，彻底解决救助对象流出地无人来接的问题”。

　　另外，痴、呆、傻、残疾人、精神病人一旦进入救助站，很难送出去。同属民政管辖的福利院在接收上也有困难。民政局工作汇报说，长沙市第三福利院（原精神病医院）4个多月内接收了102个精神病人，只送走48人，该站经费非常困难。

　　一个可资比较的情况是，记者采访得知，苏州民政局也曾面临类似问题，但当地政府有能力把乞丐全部护送回流出地。但长沙的财政实力显然不能和苏州相比。

　　12月25日早上，长沙市救助站三天前接收的一个智障儿童突然哇哇大哭起来。工作人员只好加紧和市第二福利院联系，准备当天下午把孩子送过去。这名儿童能在福利院里呆多久？救助站工作人员摇头不语。

　　救助站扩建的可能性

　　由于救助站不如收容站有油水，工作又非常艰苦，一些有关系的人想要调走。

　　2003年9月4日，长沙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提出，要在长沙市主城区5区和下辖四县设救助站，必须有床位100个。

　　长沙市民政局10月24日下发了正式文件，确定市主城区5区各设一分站，并要求在2004年6月底前完成设施、编制配备。长沙市救助站编制36名，主城区五区救助分站各编制6名，郊县各站编制4至6名。

　　“民政局是下了文件，可是市里面没有正式红头文件，”望城县民政局副局长程凯说。市民政局的文件对地方财政没什么作用，我们的问题还是得不到落实。

　　严杰夫对建站的事也有点忧心忡忡，“救助毕竟是贴本买卖，政府积极性不高，会也开了几次，没一个明确说法。”他介绍，望城县的财政收入有4个多亿，正在争取进入湖南三强县之列，“关心的主要是能见效益的事业”。

　　12月29日，长沙市市长谭仲池在市民政局现场办公会议上表示，各分站一定要建。“财政有困难也要建”。

　　此前两日，记者采访所见，长沙三个县级救助站里几乎没有求助者。宁乡县救助站站长贺建冬承认，由于救助站不如收容站有油水，工作又非常艰苦，一些有关系的人想要调走。“开年肯定会动一批。”贺建冬说。

　　本报记者 袁凌 长沙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