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阮次山说：接下来的话题请文化学者余秋雨教授，我们过去常常讲文化学者是非常寂寞的，在人类一切进步往金钱的过程看，很多人忘记了精神的一面，精神一面推广的学者往往是比较寂寞的。

　　我们余秋雨教授从他的著作当中如此畅销可以看出来，这个寂寞的过程也有很多人的支持，我们现在请余秋雨教授从文化的观点来探讨我们往前走应该走什么样的文化之路。

　　余秋雨说：谢谢阮先生。年头年尾大家总喜欢说一些宏观的话，这是应该的，因为大家都忙，利用时间的界限做一些大思考。刚才张朝阳先生、刘长乐先生不约而同从漫长的人类历史开始讲到人的地位。我想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回答阮先生刚才提出的问题，我有两句话，对于中华文明的复兴我是彻底的乐观主义者，但是对于目前中国文化的现状我却比较悲观。

　　:过年的时候算帐的时候两头都要看到，其实在很多年以前，比如说25年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文化到底在哪里出毛病了？我们会想到我们的文化非常优秀，我们会认为我们的文化有更多的理由落后，我曾经带着这个苦恼跟着凤凰卫视走遍全世界，很多朋友都看到，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我过去在书里也看到过，希腊哲学家2500年前在爱琴海边上思考的时候，中国的哲学家也在黄河岸边思考，时间是同时的，奠定了人类思维纪元性的思考。

　　我看到罗马帝国种种遗迹，印度孔雀王朝的遗迹，中国有秦汉王朝，非常了不得。后来公元7世纪、公元9世纪的唐带文化，这些都让我感到非常自豪。在欧洲我们错过了14世纪，是不是我们的模式发生了严重的问题？结果使得很好的思想资源在那个模式里面，在那个伦理结构里面优秀的发挥不了，慢慢的下沉下沉。

　　我当然会觉得和刚才讲的一样，我无法想象在宋代以后还有更好的时期。这个时期是由经济转型来推动的，经济转型推动了社会转型，也就是说文化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起引领的作用，文化是被动的。我们说经济的转型很快，我们很难说文化是转型的开始。

　　我们不能老讲经济要讲文化，我们要讲什么文化？我们难道把转型前的文化模式、文化思维结构、文化伦理结构拿过来和我们拼贴在一起吗？那么问题就非常大了。问题是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如此之快，文化转型的步伐一直很慢，意识形态结构的转型确实非常滞后。这个问题也有比较乐观的地方，其实我们不能把文化划分到社会结构之外单独来看。

　　我们在座的很多企业家，很多官员其实都是负载着文化的使命在做文化的事情，文化不是一个单独的领域，是那么安静地期待着人们向它索取精神资源，不是这样的。这些年来文化的推动往往是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来推动的，很多问题其实要从起点性开始，比如我们遇到SARS遇到艾滋病，重新关注生命的价值，重新调动人们最后的人道敏感，一起把这个敏感和国家敏感组合起来做。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出现了比如搜狐网，它也是一个社会行为，也是一个经济行为，组合在一起慢慢形成一种文化。在这个过程当中新的法制的建立，网络、法制面对从来没遇到过的很多问题，大灾难、大成就，慢慢构建。这种情况下面我们都是大文化的创建者。

　　我现在已经很难说我有一个单独的概念文化人，或者这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来讨论。如果说这个讨论的话，我们一定会进入一个虚假的怪圈，你们是作协的吗？是文联的吗？

　　是大学里面研究所的吗？不，不是这样。我相信由于大家非常忙，这些肩负着文化使命的各行各业的人，对于文化独立完整的思考还不够具备，文化界又缺少了思考的动力和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对文化就忧心忡忡。在这儿我倒真是有一个呼吁，有没有可能在新的一年里面真有更多的在实践第一线的思考者，思考着人的价值，思考着权利和义务，思考着社会制衡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样的话有可能使文化的转型，在原来的结构突破之后出现实实在在的成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