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赵晓秋

　　【提要】在老龄化和独生子女的双重压力下，传统养老方式让越来越多的人心有余而力不足。“未富先老”的现实难题已经涉及到了目前中国的敏感部分——养老问题期待合理且有效的出口。

　　一起赡养案的非典型难题

　　2003年11月27日，京郊农村漫天小雪，略显寒冷的天气并没有影响北京市顺义区北小营镇西乌鸡村村委会里的“热闹”，一起老子告儿子的赡养官司让这里的村民有了聚会的机会。

　　刘登仕老人今年74岁，生养了4个子女的他如今却不得不靠上法庭打官司来实现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养儿防老”的“天经地义”。

　　庭审中，刘登仕老人说，从2002年4月老伴去世后，他的长子刘成军和次子刘成文就以“母亲去世，父亲收了礼钱”为理由不再给其生活费，这段日子，老人一直靠三子和女儿养老。刘登仕认为自己要求两个儿子“每人每月支付其50元生活费，医疗费由其均摊”的诉讼请求已经是“最低要求”了，然而就是这样的“最低要求”，也让该案的审判员李起元调解起来费尽周折。

　　对于自己父亲的起诉，长子刘成军认为是“家丑外扬”，刻意躲避媒体的镜头。

　　次子刘成文从一开庭就是满脸的委屈和不解，“其实，我对老家儿（父亲，记者注）还是不错的，怎么也不应该连我一起告呀！”在休庭15分钟的间隙里，刘成文向《法律与生活》半月刊记者倾倒自己的“苦水”。

　　开庭期间，面对坐在原告席上的父亲，刘成军始终不愿和父亲对视，今年50岁的他主要靠做临时工维系一家四口的生活，随着年龄逐渐增大，刘成军的收入越来越少。“我一天的毛收入只有5元，我父亲提出告我，一天就要拿走3.33元的收入，而我还要供孩子念书。”

　　次子刘成文是密云水库的移民，在西乌鸡村并没有耕地。搞土建的他虽然每年有六七千元的收入，但供养两个孩子念书的成本也让其感到难以支撑。“我的大儿子在江西南昌读大学，每年光学杂费就要一万多元，我已经是借款供孩子念书了。再让我拿这些钱，我拿不出来。”

　　已将近50岁的刘成文对于自己将来的养老问题也开始“担忧”。刘成文对《法律与生活》半月刊记者说，他现在拼命赚钱供自己的两个孩子念书，就是希望儿女将来有出息，生活得好，这样他老了的时候才会有依靠。

　　看来，“母亲去世，父亲收了礼钱”只是托辞，本身经济拮据才是刘氏兄弟无法满足父亲赡养的“最低要求”的真正症结。

　　虽然最终在法庭调解下，刘登仕老人和两个儿子达成了“自2003年11月始，每月月底前，每人给付生活费五十元”和“自2003年11月27日始，医疗费，凭票据，由每人负担四分之一”的协议，但刘登仕老人的养老问题能否真正得到解决仍然是个未知数。

　　赡养老人并非简单“交易”

　　刘登仕老人诉子女的赡养案并没有引起在场媒体的兴趣和关注，因为它只是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03年以来受理的173起赡养案中的一起。

　　“当前陷入赡养纠纷的除了有力无心的不孝子孙外，有心无力的困难子孙正在增多。”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研究员杨远说。

　　北京顺义法院研究室提供的多份赡养案判决书，印证了杨远所说的情况。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3）顺民初字第6965号：原告王淑云与被告李保国赡养纠纷一案。李保国认为母亲要求每月给付50元生活费的诉讼请求过高，根据其本人的经济状况，每月只能给母亲20元至30元的生活费。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3）顺民初字第6822号：72岁的李兴田，北京市顺义区南彩镇望渠村村民，诉长子李国华赡养纠纷一案。被告李国华因自己没有固定收入，家庭经济状况困难，没有能力按父母的请求对其尽赡养义务。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3）顺民初字第4469号：原告付梦兰诉被告冯长勤赡养案。被告冯长勤辩称，自己经济上困难，给不了二原告生活费，以后有钱时可以给二原告生活费和医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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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涉案老人层次上看，知识老人、健康老人、低龄老人、退休金较高的老人，一般不存在赡养纠纷。因赡养问题打官司最多的是患病老人、退休金较低的老人，特别是高龄无经济来源的农村老人。

　　一位基层法庭的法官向《法律与生活》半月刊记者抱怨道，他一年要审理很多类似的赡养纠纷案，当前越来越多的赡养案件使得他们感到很疲惫。特别是近年来，北京市各级法院审理的赡养案件开始呈上升趋势，仅2003年上半年，全市各级法院就审理了赡养纠纷906件，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村赡养案。

　　不同于法官的抱怨，杨远认为赡养官司的增多是“一种进步”。但杨也强调处理赡养案件，法院要对涉案子女的情况做全面的分析。对于下岗职工、残疾人员以及经济状况差的“有心无力”的子孙，不能单纯地从法律方面来强制，而应该和民政等社会福利救济部门合作，解决养老问题。避免出现为赡养老人引起的家庭纠纷，而将矛盾推向社会，给社会增加不稳定因素。

　　对于越来越多的赡养纠纷，这位基层法庭的法官不无担忧地说，法律的力量在老人赡养问题上是有限的，如赡养的执行往往很困难，法院执行的往往只是看得见的物质方面的，无法解决亲情抚慰的“孝道”问题，因为老人赡养并非一笔“交易”。

　　一位经历赡养官司的邓姓老人告诉《法律与生活》半月刊记者，她家有一叠正规的一式三联发票，上面详细记载着儿女开始付给老人的赡养费的时间和金额，下面盖有老人的手戳和手印。其长子无奈地说，由于打官司，本来很少走动的同胞兄弟姐妹关系更加僵化，所以，只能用这种“正规”的方式向法庭和兄弟姐妹证明自己已履行法律义务了。

　　“养儿防老”的观念面临现实挑战

　　2003年12月13日12时，北京西单文化广场。

　　破旧的棉袄，黝暗的面孔，面前一个空着的方便面碗盒，一对老年行乞者在簇拥着时尚男女的人行道上显得异常突出。

　　今年73岁的王老汉和65岁的张老汉是远房叔侄。两天前，两人扒火车从河南开封农村老家来到北京。

　　“今年收成不好。”张老汉说，老家两亩地的收成仅够口粮。今年65岁的他还有个95岁的老母亲需要赡养。家里有3子2女的张老汉认为儿女们也不容易，“每家都要供孩子念书”，日子艰难。“上有老下有小”的张老汉想趁着自己还能动，出来为自己赚“棺材板”，同时也为家里减轻点负担。

　　两个人晚上在过街地下通道过夜，但他们对这样的“生活”颇为满意。“一天就有20多元，还可以看看北京的建筑，还有毛主席纪念堂。”

　　据《法律与生活》半月刊记者调查，在北京，像王老汉和张老汉这样在老家有承包土地，有儿有女，收入低，外出乞讨减轻子女负担的乞丐不在少数。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养老问题一靠土地二靠子女，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目前农村老人中只有6.2%的“五保”老人才能获得集体养老，其余93.8%的农村老人的养老方式完全是家庭赡养。农业生产发展滞后，农民收入的入不敷出，使得农民“养儿防老”的观念面临现实挑战。

　　其实，对于农民养老的隐忧，早在上个世纪，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已经开始努力寻求破解之策。目前，全国已有2000多个县的8200多万农民参加了养老保险。官方也明确提出“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目标。

　　但对于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8亿农民来说，社会化养老保险显然离他们太遥远。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农村社会化养老保险制度的设想也与现实情况相脱离。

　　作为人口研究学者的杨远提出了被他人认为“理想化”的设想，杨认为，解决农村养老问题最根本的还是立足家庭，把国家教育政策和农村养老问题结合起来。为大多数农村家庭培养中等技术人才，子女就业稳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养老问题。

　　独生子女的沉重未来

　　在一家报社工作的女孩彭菲表示将来一定不会嫁给一个独生子，“想一想都感到疲惫”。

　　彭菲像所有的独生子女一样曾有过世界上最幸福、最甜蜜的童年和少年时光，从小就被家里所有的大人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但当她终于长大成人，她才意识到，过去所有的幸福只是预支的消费。从现在开始，今后一生都要为那庞大得超出其个人承受极限的账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做了一个噩梦：我变成了一只蜗牛，异常艰难地往前爬，我背上沉重的壳，是12个老人。我被压得无法喘息、苦不堪言，我哭喊、我挣扎、我绝望。”

　　作为第一代独生女的彭小姐还可以通过和非独生子结合，以摆脱未来的负担。但中国计划生育实施这么多年，独生子女成为庞大社会群体后的不久将来，养老究竟该如何”减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对于独生子女对自己将来负担的“过分担忧”，大多数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养老保障体系，完善社区养老配套服务等措施加以解决。而杨远却认为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实行大规模”社会养老“根本不可行。“美国是个市场化很高的社会，但真正进入机构养老院的只有20%，其余都是家庭养老。”老人除了需要物质赡养外，也在呼唤精神赡养，机构养老不能给老年人亲情。如今，丹麦、瑞典等“生死全包”的福利国家也在提倡让老年人回归家庭养老。

　　杨远说，上个世纪末“90%以上独生子女父母表示老年时会考虑机构养老”的调查数据是“过高估计需求”。“当时调查的准老人们真正年老时都不愿选择机构养老”，这也是造成当前养老院空床率高的原因。

　　当人口学者在为业已出现的“421”模式求解时，莫斯科友谊大学的大火又将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成年独生子女一旦发生意外，那些已经中年的父母将如何养老才是难破的坚冰。

　　调查显示，38％的独生子女父母最担心的是孩子发生意外事故或生病；90%的独生子女父母认为“只生一个孩子对父母未来的生活和养老不利”。他们主要担心惟一的孩子因工作或其他原因离家远去后，自己的生活没有依靠。

　　2003年7月颁布的《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政府将对老年丧子的独生子女家庭给予每人不少于5000元的一次性经济帮助。官员们希望通过这种微观调整，优化越来越多的“421”的脆弱家庭结构，但学者普遍认为，“杯水车薪”的补偿金无法破解这些父母老年时的养老难题。

　　2003年11月27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的会议上，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指出：“未来20年到30年，中国老龄化高峰将来临。”这一论断同时将养老问题摆在了社会公众面前。

　　在牛文元讲这番话的前一个月，中国民政部部长李学举在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报告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情况时承认，中国是典型的“未老先富”国家。

　　在人口日益老龄化和独生子女的双重压力下，传统养老方式必然让越来越多的人心有余而力不足。如何走出未富先老的现实难题？这不仅是杨远等学者们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政府必须解决的“民生大计”。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4年1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