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吕娟

　　【提要】国际奥委会允许变性人参加奥运会的决定，意味着社会对边缘人群的逐渐宽容与认可，也再次传达了医学界早前向社会透露的信息：性别的存在似乎已不是那么重要。

　　奥运会向变性人解禁

　　国际奥委会（IOC）最近作出了一项决定，令人大为感叹其“前卫”：允许“变性人”以变性后的身份参加奥运会。

　　据国外媒体报道，最近，IOC医学委员会主席林奎斯特召集了“变性”领域的大批医学专家，在瑞典开会专门研究“变性人”参加奥运会的问题。经过深入讨论，IOC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必须尊重人权，正如IOC医疗主管沙马奇所说：“我们不能有歧视。”

　　作为主管国际体育赛事的民间组织，国际奥委会此次对人权的“超前敏感”令人匪夷所思。据此，IOC有关负责人道出了其中原委。

　　其实，在奥运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男选手“假冒”女选手参赛的事件——这种做法是想利用男性睾丸激素分泌较多、肌肉力量较强以及更好的心肺功能等生理特点，在女子比赛中“占便宜”。而许多女运动员服用类固醇类兴奋剂，目的也是一样的。

　　为了防止这方面的“欺骗”行为，IOC在1999年以前举行的奥运会上一直进行奥运会“性别检查”，即除了激素以及第二性征的检查外，着重检查参赛运动员的染色体，最后，由于争议过大而被迫在2000年奥运会前放弃。

　　“性别检查”之所以存在争议，是因为人的生理特点千奇百怪，有些人天生荷尔蒙水平“不正常”，有些人则天生兼有两性的性征，而还有一些人，他们根本不认可自己的生理性别，而是期望以自己内心认同的性别即变性手术后的性别加入到社会活动中去。既然难以禁绝，IOC索性打开口子。 因此，IOC最终批准变性人参加奥运会，包括“男变女”和“女变男”的运动员（但似乎只有前者才具有可执行性）。

　　IOC医学委员会主席林奎斯特强调：“变性人问题已经到了非要解决不可的地步。”而IOC医疗主管沙马奇也认为：“我们必须积极一些。”

　　变性人，走出阴暗角落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整容医院性别重塑中心主任陈焕然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变性人不仅是奥运会一直以来的困惑，在亚洲以及中国国内的一些体育赛事上，也曾出现过男变女参赛甚至夺取冠军的事情。作为变性医学领域的专家，陈焕然指导和参与了国内90%以上的变性手术，而在他临床的病患中，就有几个曾是国家专业运动员。

　　一个国家一级女子摔跤运动员做完变性手术后，执教男子摔跤队；还有一个搞男子铅球项目的，也是国家一级运动员，因为心理认同自己是女性而通过手术变为女性，“她”将来就有可能参加女子铅球比赛，只要“她”符合奥运会或者其他体育比赛的标准。

　　“这就是我们临床发现的案例，这些人不仅要求变性，还要求以变性后的性别投入到社会活动当中去。”

　　从事性别研究十几年，陈焕然得知奥委会的这项决定很高兴，他认为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人类已经开始关注边缘人群的生存状态了。奥运精神最主要的还是公平地提供给全人类展示个人风采、文化、能力以及意识形态的大舞台。奥委会这个规定表明，这些过去生活在角落里的边缘人群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和正常人一样参与社会活动了。这是国际社会对变性人最根本的尊重。

　　但不容忽视的是，国际社会还有很多国家是禁止自己的国民做变性手术的，很多国家的人被迫离乡背井到别的国家做变性手术，还有一些国家做变性手术的医生被以“残害正常器官罪”判刑，在这种状况下贯彻国际奥委会关于变性人的“人权宣言”，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和全人类的共同努力。但最终，整个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还是要尊重每个生命个体，因为生命之间本身是平等的，虽然他（她）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生理或心理，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拒之于国际社会之外。

　　另外，关注变性心理的形成则有助于社会不同人群之间的沟通与相互宽容。陈焕然解释，从医学角度看，变性人大致分为五种：一、心理有问题需要变性的；二、生理有问题需要变性的，就是所谓的两性畸形，即性器官一半男一半女，这时候需要参照他（她）的心理认同，通过手术将他们归到男性或女性的队伍中去；三、人为的指定性别，即个人成长过程中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心理上的偏差，而这其中又分为两类，一种是父母亲人从小将其当成另一种性别的孩子抚养，从而形成的心理异常，而另一种则是由于孩子出生时性器官的发育不良，加上医护人员的疏忽以及医学知识的缺乏，误填了孩子的性别，人为地造成孩子的性别认知错误。

　　不管是哪一种原因，生理性别与心理性别矛盾的出现已经是缠绕这些变性人的噩梦，社会不应该再去人为地为他们加上任何不公平的注解，甚至将他们拒之于社会活动之外。

　　陈焕然指出，其实社会的发展应该有这样一个构架：只要一个人不违反强制性的法律法规，不违反既有的公序良俗，不违反国家的利益和第三人的利益，那么他的行为应该是自由的，至少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心理需求。

　　尚待制定的游戏规则

　　记者近日电话采访了一位数年前接受变性手术（男变女）的王女士。当记者称呼其“王小姐”时，电话那端在一段时间的迟疑后，警惕地询问记者的身份，记者向她谈及了奥委会的此项规定，王女士表示，她已经在报纸上看到了这则消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只是觉得这样的规定早就应该有了，对于记者“如果你原先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会考虑报名参加奥运会吗”的提问，王女士思考片刻说，应该会，但是奥委会必须对其变性人的身份严格保密。

　　王女士的担忧代表了一部分变性人的心理，一方面他们强烈要求社会允许他们正常地参与社会活动，而另一方面，他们又迫于现实的压力，极力地隐瞒自己变性的身份，以“赢得”社会的尊重。

　　陈焕然博士表示，变性人大可不必为自己的身份隐私担忧。因为自2000年之后，国际奥委会就已经不再专门立项查运动员是女还是男，只要药检没问题，通过运动员的第二性征就可直接将其归到男子或女子项目里，这意味着，奥委会对某个运动员是否是变性人不再“感兴趣”也不再主动获知，性别真正成了他们自由选择的事情。

　　另外，有些人提出，男性变成女性后，由于原先身体机能的优势，很可能在某些竞技项目中超过“原装”女性运动员，这会对那些真正的女性运动员不公平，也违背了奥运会的公正性。对此，国际奥委会透露，变性人参加奥运会，需要遵守一些特殊规则。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运动员在接受变性手术后，一定要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重返赛场，一方面是要等变性人体内的雄性激素消退到正常指标，而另一方面，通过药检，也能杜绝一些人恶意地通过变性夺取竞赛优势，因为，奥运会每次尿检和血液检查出来的违禁药物刚好是变性人术后需要服用的药物。

　　究竟这个“一段时间”要多长，IOC正在着手确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必须有医学专家保证变性人在手术后荷尔蒙水平将彻底改变，以及心理医生的诊断证明。

　　那么，如今是否存在“等待决定”的变性运动员呢？IOC有关发言人表示自己不知情，但可以预见，2004年奥运会，一定会有夺得冠军的变性人产生。

　　而陈焕然博士却认为奥委会这项规定的可操作性其实不强，因为变性人本身就是社会的少数，真正有实力参加奥运会的人更是凤毛麟角，所以这项规定的象征意义要大于实际意义，主要是从侧面催促国际上一些视变性为非法行为的国家尽快从法律上认可变性人的身份和地位。

　　性别，会消失吗

　　医学界曾有这样一个大讨论：性别到底由哪些要素确认？过去，世界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对性别的界定还是靠染色体，即单纯地以生理划分男女。21世纪分子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类对生物的认知更微观，能看到细胞里的分子DNA，就是基因，所以，现代医学逐渐以基因取代了染色体来鉴别性别，而同性恋、变性心理的形成等也从基因差异上寻找到了答案。

　　但目前，科学界还只能大致描绘出基因的草图，真正每个基因怎么调控仍然没有解码。陈焕然等医学专家确认，当科学进步到能够真正解开基因之谜时，很多基于性别产生的问题也能够迎刃而解，比如，性欲的产生以及控制问题。但到那个时候，可能也是人类性别消失的时候。

　　若干年前，社会就已经有人提出了“第三性”的概念，即除了男女之外的所有人群，他们既不能完全划分到男性中，也不能完全划分到女性中，但又确实存在着，这些人群的存在颠覆了原先“世界由男女构成”的性别构成概念，也在医学界得到了普遍认可。

　　陈焕然等医学专家认为，社会的发展、人类意识形态的改变已经使性别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而医学实践证明，原先严格划分的男女的社会及生理功能也已经被不断逾越，更由于性别和其他物质以及社会问题一样，有其产生发展的过程，因此，性别也当然地会走向消亡。

　　2003年11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题为“Are Men Necessary？Are Women Necessary？”的文章，再次对性别存在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文中指出，对于女人来说，男人不再意味着传宗接代，因为能够使用数代的精子银行足以让她们单独完成这一任务，而对于男人来说，从母亲的肚子里出来也不再是他们惟一的选择，因为人造子宫使男爸爸的梦想成为现实。

　　中国政法大学婚姻法专家郑小川却认为，性别消失的理论在目前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得到证实，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更应该注意现实的存在，而非脱离实际的占卜。

　　郑小川认为，首先，这个世界沉淀了太多关于两性的差异问题，最基本地说，男女的厕所还是分开的，男性不能侵犯女性的身体。在这种差异存在的情况下，即便医学技术已经能够混淆男女，性别的概念也不可能马上取消。文化的建立不可能是一朝一夕，所以它的消除也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其次，我们不能忽视法律和宗教的作用，随意更改性别会带来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个人意愿的问题。另外，两性的区别，不只在于繁殖，还有性需求的满足，而这一点在现代社会的两性关系上也越来越重要。如果两性消失了，人们的性的需求又如何满足呢？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4年1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