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对干部的培养教育乃至考核历来受到高度重视，但具体标准和方法却因时而异：战争年代党对干部的考核标准以战绩为主，“大跃进”年代则看谁放的卫星最高，“文革”时期，能否积极地投入到阶级斗争当中去是考核干部的最高标准……可以这样认为，对干部考核标准的变化反映的是每个时期党和政府工作重点的转移。

　　十多年过去了，较之过去那种空泛、模糊的干部考核标准，强调干部必须有突出政绩的目标导向在推动、促进了一大批干部做出了实实在在的政绩外，它所带来的负面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弄虚作假、决策失误、劳民伤财，甚至为贪污渎职的人提供了机会。

　　对政府官员政绩的衡量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它的困难之处在于，公共管理部门的绩效很难量化，而且政府部门或公共管理部门的目标往往是多重而不是单一的。

　　在西方发达国家，对政府官员的考核一直沿用两个评价体系，一个是政府部门的自我评价体系，另一个是社会评价体系。

　　目前中国官员的考核主要是在政府的组织和人事部门中进行的，这种考核虽然不可或缺，但其单一的评价方法也带来了诸多的弊端：偏听偏信、互相吹捧、信息不完整……

　　越来越多的人士认识到，在完善组织、人事部门考核制度的同时，还应该更多、更系统地听取社会的评价。

　　据有关人士介绍，社会评价政府绩效的渠道有三种：一是某一政府所辖范围内的机构以及人民代表、群众的评价，尤其是来自基层的人民代表和群众，他们对政府工作绩效有着切身体会，其评价将更扎实。二是媒体的评价。由于媒体的报道(尤其是批评报道)通常以追求客观、准确为前提，所以如果这种客观准确的特性能够得以延伸的话，那么在考核官员的过程中舆论的监督不可或缺。当然，注重媒体的评价，必须防止人为的“吹捧”。三是社会中介机构特别是调查机构的评价。

　　研究人员认为，这三种渠道收集来的对官员绩效的评估，再加上政府组织和人事部门的评估，能够比较完整地反映社会各方对官员政绩的比较完整的评价。

　　（曲力秋采写，新华网本版编辑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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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北京市政策研究室加紧研究制定群众评价政府部门工作方案的同时，由国家行政学院牵头的《公共管理部门的绩效评估和领导人员素质评估》课题以及由中组部研究室开展的同类课题也在积极的进行之中。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在对干部考核方面所做的大胆尝试也悄然兴起：曾轰动全国的南京万人评议领导干部已经进行了两年，据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说，通过群众的意见，罢免不称职的干部获得了成功，今后还将适时做下去，同时还要使用公示制，发现领导干部8小时之外的问题。

　　一位分析人士指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一种全新的政绩观和对干部考核的标准正在形成和推广过程之中。中央党校著名党建专家叶笃初教授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在党内干部中对自己的政绩观进行清理，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叶笃初认为，可以把2003年11月底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视为新一轮政绩观提出的开始。在这次会议中，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忠实实践党的宗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持讲真话、办实事、求实效。

　　这之后的12月24-25日举行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又提出，从今年起，要把对农民工的培训列入政府官员的考核标准。各地要建立农民工培训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研究解决农民工培训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编制培训计划，落实扶持政策，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农民工培训工作。各级政府要将农民工培训列入年度工作考核内容，实行目标管理。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实施计划，确定各阶段的目标、任务和工作进度，明确各有关部门的工作职责，细化政策措施。

　　叶笃初说，如果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关于政绩观的新精神与即将公布的《党内监督条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结合在一起，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种全新的政绩观和对干部考核的标准正在形成和推广过程之中，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把对农民工的培训列为各级政府官员的考核标准，不过是结合农业部门的具体情况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新的政绩观具体落实到实处而已。

　　叶笃初进一步解释道，这一全新政绩观提出的舆论准备，早在十六大和十六大后掀起的“三个代表”学习高潮过程中就已经开始。在胡锦涛总书记的“七一讲话”和后来的“九三讲话”中，多次强调了各级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地位观、权力观和利益观。正是这“六观”的提出，为正在形成的新一轮政绩观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