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把寻找新水源作为工作重点

　　本报记者 陈娉舒

　　“缓解北京城市用水极端短缺的严峻形势，不能把寻找新水源作为工作重点———事实上北京也没多少新水源可开发。解决北京缺水，还应立足现有水资源的利用，一是调节存储，二是全民节水。这两方面，北京的努力空间其实很大。”

　　 1月10日，原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水问题研究专家张宏仁在“北京节水型城市建设”高层论坛上发表了他的上述看法。

　　本次论坛云集了来自国家发改委、建设部、水利部、中国环境科学院、中国城镇供水协会、中科院、社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主管官员和专家学者。

　　据透露，北京目前人均占有用水量不足300立方米，不及国际公认的缺水下限的1／3，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8。既要维持各行各业的需要，又要满足上千万市民及300多万外来人口的生活用水，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加剧，成为令各方头疼的大问题。

　　专家认为，造成北京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突出的因素有：

　　人口的急剧增加和经济规模的扩张。20年来，北京人口由800万增至近1400万，国内生产总值从300多亿元增长到近3000亿元，而这种增长的代价是北京水资源的不断减少。

　　地下水严重超采。北京市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大量开采地下水，截至目前，全市地下水累计超采60亿立方米，可供开采的地下水已经十分有限。

　　可供调节的地表水非常有限。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是北京市民的生活及环境用水主要来源，占全市地表水供水总量的2／3。密云水库担负供应北京市区一半以上日常用水的重担，随着水库上游地区经济的发展，流域内修建了大小200多座水库，使两库来水由20世纪中叶的30多亿立方米，锐减至20世纪90年代的12亿立方米。北京连续4年的干旱天气进一步减少两大水库的来水量。而“北京两大水盆”之一的官厅水库，早在1997年就因上游大量污水的排入而被迫退出饮用水供水系统。

　　供水管网中的“跑、冒、滴、漏”现象严重。北京市年漏水量超过1亿立方米，漏失率高达17％左右。与日本、美国等先进国家8％至10％的漏失率相比，差距不小。

　　张宏仁认为，北京解决水问题，重在调节存储和节水。他指出，事实上，以“单位面积的水资源”指标看，北京并不比美国及全球平均水平少多少。譬如，近年北京工业用水增量几近零，而工业产值却翻了几番，这说明，北京调节水存储和节水的空间很大。全国水资源供求矛盾最集中的不仅是北京，而是整个华北地区。比如，威海市虽临海，但人均淡水量比北京还少，街上一样干净，城市也成为国家卫生模范城。这就是用好水用足水的结果。

　　张宏仁说，提高市民节水意识，提高水价，或许是一个办法。

　　北京大学大气系教授、中科院院士赵柏林指出，目前北京的用水，农业用水仍占87％，工业用水占去12％。农业依旧是用水大户，这个问题必须尽早解决。解决不了，北京城市生活用水紧张问题就无法缓解。

　　赵院士曾多次考察过密云、官厅水库。他发现，密云水库上游，至今还在种水稻。这些水稻大多为当地人自吃，市场经济价值低，然而，种水稻用水偏多，而且很多灌溉用水流入密云水库，使得北京有限的水资源再遭污染。

　　赵院士说，类似的“浪费水源———排污水———再度污染优质水源”的农业、工业生产例子，在北京周边比比皆是。他指出，应及早出台法律法规给予当地人一定补偿，尽快将这类费水型农业、工业企业停掉，改为节水型农业、节水型工业项目。

　　“但这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系统科学问题，需要有关部门相互配合合理统筹。”赵柏林说。

　　国家发改委环境和资源综合利用司节水处杨尚宝教授提出，北京目前面临的缺水、超采地下水、污水排放再度污染优质水源、公家水源无人管等诸多问题都表明，北京亟须建立一个全面的供水安全体系，打造一个“节水型社会”，节流和开源齐头并进，一方面全民范围大力节水，另一方面积极“开源”———比如，那么多的海水如何利用起来等问题，都需要投入人力物力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