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琦

　　20世纪末21世纪初，伴随着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经济带的相继崛起，及开发西部号角的吹响，中国的市场经济格局已初步形成，剩下的唯一遗憾便是“最后的计划经济堡垒——东三省”。

　　2003年，十六大明确提出支持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国务院决心将重振东北老工业基地作为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三个战略目标。仅半年多的时间，温家宝总理三下东北考察。并作出了“依靠新思想，建立新机制，运用新方式，走出东北振兴的新路子”的指示。

　　然而能否顺利地改造东三省，完成“西部提速，东北攻坚，东部保持，东西互动，拉动中部”的战略格局，促进共和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切的关键还是取决于内因——东北和东北人自身。

　　近期参加《中国企业家》杂志举办的“2003年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其中“东北振兴”的小型论坛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论，会上一个特别引人注目与值得深思的现象是，参会的一位东北政府要员在与企业家对话时表现出的政府强烈干预市场、干预企业的意识，不禁让人深感忧虑。身为一个曾在那片土地上工作、生活过多年的人来说，我在为“东北振兴”欣喜、兴奋的同时，也产生了深深的隐忧。

　　忧思一：政府太强，企业太弱

　　东三省是中国进入计划经济最早，受其影响最深的地区，也是五十年代苏联援建项目最多的省份、国家投资力度最大的重工业基地和中国大型特大型国营企业的集中地。改革开放20年间，东北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由14.3%下降到11.25%，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重同期狂跌9.7个百分点，东北三省由发达地区变为中等发达地区。

　　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传谌曾有如下分析：“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东北国有经济在产品、价格等方面进入了市场。但在深层的产权、资本、技术、人力等生产要素上，却依然留着浓厚的计划经济特征。”

　　强政府弱企业的具体表现为：

　　表现之一：政府是保姆，企业是襁包中的孩子。政企不分，政府兼具裁判员与球员的双重功能，包揽企业的管理与运作；企业干部与政府干部具有同样行政级别，可以互相对调。

　　研究数据表明，东北地区市场化程度指数远远低于东部沿海地区。东北有位国企负责人曾深有感触地谈到，“这么多年，企业经营自主权还没落实，直至今天连处理废旧设备、购买车辆都要层层上报审批。”

　　表现之二：作为微观经济细胞的国有企业，长期扮演着企业办社会的角色，包揽大量的社会事务，加之落后的管理和经营机制，企业不堪重负，无法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表现之三：国企一方独大，民企严重弱小。由于体制性矛盾没有解决，东北经济所有制结构单一，国企一边倒，民营企业长不大。

　　强政府弱企业的最终结果是，政府、企业、百姓三方都陷于困境：国企由于体制性矛盾没有解决，市场化程度低、发展活力不足，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严重不适，无法与市场接轨，日益陷入困境，企业停产，职工下岗。而民营企业的始终长不大，致使大批下岗工人无法分流安置，政府则为之疲于奔命，而地方经济始终难见起色。

　　以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国家美国作为参照体来看，该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曾有名言：“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前不久出版的美国《交流》季刊有篇幅论文题为《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也谈到，美国经济主要是以自由企业和通过公开竞争的市场经济为基础，但是政府也有进行干预的传统，“其中包括限制垄断，保护消费者，向贫困者、残疾人和老年人提供生计，以及保护环境”。这几个项目是政府必须做、应该做、一定要做好的事。

　　东北三省的官员首先需要做的是改变思维方式，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服务理念，化“父母官”为“人民的公仆”，从“指挥”经济转变为“服务”经济，克服“瞎指挥之风”，砍掉“扒手之手”，侧重营造一个公平、公正、适合市场运作与发展的良好的外部环境。

　　忧思二：观念滞后，不思进取

　　比较东北与中国其它省份，东北土地富饶，物产丰富。东北不缺资源，不缺设备，缺的是什么呢？是观念、是精神。

　　比较深圳、温州，国家对东北的投入数百上千亿，不可谓少，东北的基础不可谓不好，资源不可谓不丰，然而温州在走向市场经济的突围中闯出了一条生路，而东北在国家重金投入的结果却是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的无底洞。症结何在？很多人说，是东北人的懒。其实懒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症结的关键在于东北人“一亩地三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于现状思想。小富即安，不思进取，才是真正造成今日东北经济滞后的思想根源。市场经济是各方搏弈，激烈竞争为特征的经济，竞争是不可避免的，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将被淘汰出局。

　　长期实施计划经济留下的一个后遗症就是，东北经济的运行模式走入了一个“等”“靠”“要”的怪圈。地方经济的发展不是靠政府搭台，企业主动出击，寻找市场机遇，参与竞争，加入社会分工，而是从上至下的等、靠、要。

　　等：无论项目、市场、资金，一路等下来，省委等中央，县委等省委，企业家等政府，工人等厂长，市场机遇就在这长长的等待中消失。

　　靠：一切问题靠财政，靠银行贷款，靠政府。无论企业还是个人，有困难不找市场，不靠自己想办法解决，而是首先找政府，找市场，靠组织，靠财政，靠银行来解决。

　　要：企业要贷款、要项目、要资金，要来以后不好好经营管理，项目未成即倒下一大批腐败分子，项目建成后不是设备不行就是没流动资金和市场，企业时开时停，银行贷款无法偿还，还引发职工下岗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形成“项目怪圈”。

　　适应了这种“等”“靠”“要”的思维方式后，调整老工业基地的改制便不可避免地遭遇到由上至下的“保”字当头的思想阻碍：企业经营者“保”领导地位和经营权力，企业中层干部和实权人物“保”因体制漏洞而形成的诸多实惠；主管部门”保“势力范围；银行“保”债权；地方领导“保”稳定。各个层面都希望在不变动原有权力和利益格局的情况下进行企业改制，或宁肯维持现状也不冒风险，这就出现了多数大中型企业没有改制或改了也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产权的问题，“项目怪圈”现象就是在这种“维持”心态下只管“输血”、不求改制结出的恶果。

　　忧思四：民企没有大发展

　　东北振兴的突破口在哪里？国退民进。

　　东北现存大量的国企由于体制性矛盾没有解决，产权不清，市场化程度低、发展活力不足，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企业设备和技术老化，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东北只有大力发展民营企业，让民营企业扩股、兼并国企，转变现有的体制，建立全新的市场机制，实现产权、人力等要素市场的自由流动。

　　政府未来的重点应该是扶助民营企业快速成长，大量吸引国内外民营资本进入。未来东北振兴的标志是，看民营企业长大了没有，看民营企业与混合所有制企业是否能主导东北经济。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对东北问题也曾谈到，振兴东北是一个系统工程，目前最大的阻碍是国企问题，但破除这个阻碍的“突破口”并不在国企本身，而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东北地方只要营造合适的环境，民营企业就能在税收、就业等方面发挥作用，而且还能为国企改革提供空间和经验。目前困扰民营经济发展的最大问题是“融资难”，启动民间资本，拓宽融资渠道是政府应该关注的重要领域。

　　忧思五：贪污腐败横行

　　东北人胆子大是出了名的，然而这种胆大的名声并非来源于创业、拓展事业的大胆，而是闻名于违法乱纪上的大胆。从“王守信案”到沈阳的“慕马大案”，共和国反贪集录上留下了东北人几个惊世的案例。

　　曾是里根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哈佛大学教授费斯坦认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会带来惊人的资源浪费”，会导致成本上升而素质下降，还会有不少后遗症。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莱斯特·瑟罗在《二十一世纪的角逐》中说，“看不见的手”有可能变成“扒手的手”。同样，“看得见的手”也可能变成“扒手的手”，

　　以政府为导向，强烈干预企业事务的结果是大批的资源掌握在官员的手中，权贵主导市场，大肆掠夺市场资源，攫取资产，成为资本的垄断者，其后果是资源的不均衡不合理不公平分配，使市场经济变成权贵经济，甚而引发社会动荡。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人们屡屡提及的东北“项目怪圈”现象，千辛万苦引来的项目最后却催生出一堆腐败分子。所有因项目而起的贷款、投资最终都被官员攫取，层层分食，百姓一无所获，生活仍然无望。买官卖官之风盛行，在东北某些城市已成了公开的秘密。贪污腐败的结果是社会成员的少数，一夜暴富，而多数成员贫穷，且越来越穷。

　　忧思六：酗酒成风

　　酒杯一端，政府放宽；喝酒喝出一个现代化。这是许多人熟悉的东北俗语。

　　市场经济是“诚信经济”，然而与东北人打交道，很多外省人士都有同感——缺少诚信。东北人酒宴上与宴后截然相反的行事作风，让很多闻风而去的投资者望而怯步：酒桌上大胆承诺，立马拍板。酒醒后全盘否定，推翻重来。上至政府官员，下至企业家，上行下效，如出一辙。最终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国人视东北人为不讲诚信的人。

　　善饮酒，海量，对于东北人来说是值得夸耀的，但是现代商业行为讲求的是规范、文明、高效，特别是我国入世后，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家庭，商业行为的规范与文明程度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企业家与地方政府官员的素质、水准。酗酒成风，喝酒成瘾非但不是一个值得夸耀的美德，反而有损于东北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形象。它是落后愚昧的传统小农作风的粗俗表现。市场经济不是靠喝酒喝上去的，它靠的是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靠的是建立诚信、廉洁、务实、高效的政府，靠的是企业家应具备的精明、开明而高明的头脑和拼搏务实精神。

　　（作者为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